四、不友善的禮遇
巴塔克是蘇門答臘最大的原住民群體，由幾個密切有關的族群組成，托巴族(Toba)、西馬隆貢族(Simalungun)、卡羅族(Karo)、代里族(Dairi)、昂科拉族(Angkola)和曼代林族(Mandaling)。他們向來供奉祖先又相信萬物皆有靈，因此廣泛崇拜許多神明，相信植物、樹木和大自然都有靈性，又向祖先獻祭敬拜。各種宗教儀式、巫術、神祕咒語成了他們生活的一部分；再加上是食人族，更讓他們贏得可怕戰士的名聲。戰敗的敵人首先被獻為祭物，然後被吃掉。
住在托巴地區周圍的巴塔克人陷在長年的戰亂中，部落和村子之間時常互相廝殺。巴塔克人強烈的部落和種族身分的意識型態是衝突的主因—這也表示他們非常懷疑且抗拒外人。這當然也包括宣教士，因為他們不但與荷蘭殖民政府有關，也被視為巴塔克人傳統文化與習俗的威脅。例如，當羅民森成立一間學校時，他們不讓兒女接近。當他解釋是想要他們變得聰明快樂時，他們會反駁說孩子們已經夠聰明快樂了。
羅民森安頓在希林當不久，就面對當地村民的強烈反抗，還經常受到迫害。他按著自己固有的性格，極平和地忍受一切。上帝不只給他力量、忍耐和智慧來面對挑戰，更賜給他屬天的保護。
當羅民森興建臨時收容所，收留被家人驅逐的信徒時，村民們就會來搗亂、破壞建築工程，奪走工具和建築材料，還要求他付贖金來取回。羅民森才智出眾，平靜地去找村莊領袖，說要「記下」他們的名字；此舉嚇壞了迷信的巴塔克人；他們以為這白人可以用他們的名字來操控他們。
他們也多次要傷害他的性命。有個土著，連續好幾個晚上嘗試解開那繫住羅民森木屋的繩索，希望木屋倒塌在他身上。但有一個晚上，就在房子倒塌之前，羅民森因感覺到地震而逃出屋外。他曾被人下毒兩次，但都平安無事；這使得謀害者更加害怕，以為他法術高强。後來這兩個人向他坦白認罪，羅民森馬上寬恕他們。這二人後來成了基督徒。
另一次，羅民森打算參加由不同部落和村鎮的巴塔克族人舉行的重要傳統節日。聰明的他事先寫信給幾位部落首領，勸他們在活動中和平共處。不過，在慶典中，有位靈媒說：祖先的靈魂要求族人們要獻上人作為祭物；這顯然是針對羅民森說的。
在騷亂爆發之前，羅民森站起來，指出這是魔鬼的詭計；哪有祖宗要殺害兒童的，正如沒有祖父會要自己的孫子死去一樣。他的話語說服了群眾，讓大家平靜下來。但翌日，某些部落的敵人又來煽動群眾，引起衝突，導致一個人受傷。正當情況快要失控時，突然有暴風吹襲當地。打雷和閃電不只終止了打鬥，也叫巴塔克人相信羅民森所信的上帝是大有能力的。
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羅民森解釋他不懼怕敵人謀害的緣由。他認為，上帝既然醫好他的腳，還帶他去到老遠向巴塔克人傳福音，就不會讓他遇害的。他說：「是上帝不斷給我更新的勇氣和力量，讓我的雙手不至於疲憊下垂。」
因此，羅民森繼續向人傳揚耶穌的福音，與村民長時間討論上帝的事，又開始把聖經和其他教材翻譯成巴塔克語。知道巴塔克人喜歡聽故事，就以他們能認同的故事來教導聖經。例如，在描述基督救贖的工作時，把它化為善良的上帝與魔鬼之間的戰鬥；這對於經常打仗的聽衆來說，馬上就能明白了。他也鼓勵信徒向家人朋友傳福音，如同「閒話家常」一樣。
在這同時，羅民森也盡力改善巴塔克人的生活。他勸父母讓子女到他小小的學校裡上課，學習實用的技能，例如數學和基本衛生常識、把他所知甚少的西方醫學應用在病人身上、引進疫苗來預防天花，又調停部族首領間的衝突。
真正讓他的事工產生果效的原因，是他決定接受巴塔克人的生活方式，敏銳察覺他們的傳統信仰，並相信在不與基督教的教義衝突的情況下，基督教的行事方式是可以融入他們一般的生活文化中的。他小心謹慎，不强行把歐洲文化灌輸在當地教會、不在他們的宗教節日裡傳道，並鼓勵他們保留傳統，除非是與巫術占卜有關的。
羅民森非常尊重巴塔克族的社會秩序—族人稱為亞達(Adat)：是一種部落裡的階級制度，表現在他們的習俗、禮儀和日常行為中。每逢要向福音未及的社群佈道，或建立當地教會時，他總是根據巴塔克族的人際關係與組織架構，包括承認和尊重部落領袖們在所有巴塔克人眼中占有最高位分。每當有當地領袖歸主時，羅民森的事工就大大地被鼓動，因為這領袖會規勸村民跟隨他的榜樣。
三、從歐洲到希林當
1862年5月14日，羅民森到達蘇門答臘西岸城鎮巴東(Padang)；由於風平浪靜，整個航程拖延了四個月之久。第一次見到蘇門答臘的熱帶氣候和文化，羅民森馬上遇到其他宣教士所面對的障礙。荷蘭殖民地政府嚴格限制他們的去向，不准去到內陸，也不准在某些地方定居。這些法令表面看來是在保障他們的人身安全，因為巴塔克族的祭司王西新加曼加拉加十一世(Sisingamangaraja XI)和兒子正與殖民地政府打游擊戰，被政府軍圍困其中。
羅民森不能進入內陸，就花了幾年時間在沿岸地區學習巴塔克語和馬來語，適應熱帶氣候，並與當地人相處。這段時間收穫豐富，幫助羅民森鞏固一個信念，就是要訓練當地人來接觸自己的同胞。他發現外國宣教士無法像本地人那樣，進入人的心靈和生命深處。
也因著這個信念，羅民森決定像蘇門答臘人那樣生活和思考。他改變飲食習慣，避開歐洲食物，改吃簡單的米飯、魚乾和蔬菜。面對持有傳統信念和信仰的當地人，他也學會不得罪他們，不與他們的觀念對峙；而是向他們指出基督信仰的真理。他會與他們一同討論罪的問題，他會問:「誰會為你償還罪債呢？」
但他始終沒有忘記最終目的:向巴塔克人作見證。雖然有各種限制，他曾幾次短暫深入內陸，探訪宣教士，又尋找合適的地方為基地。他發現了圍繞多巴湖、隱沒在山脊之間、美麗的希林當河谷。這是一塊肥沃的土地，數以千計的巴塔克人聚居在此，很少與外界接觸。羅民森就決定在此開展上帝的事工。
二、「神蹟」般的醫治
羅民森在1834年2月6日誕生於舒勒斯益格.荷斯泰因區(Schleswig-Holstein)的諾德斯川島(Nordstrand，當年被丹麥統治，現今屬於德國)。他因家境清貧，年紀稍長就要外出工作，七歲起就開始照顧鵝群和羊群來賺錢。十二歲的一次交通意外幾乎毀了他的一生。有一天他正在玩耍，不知何故跌入馬車的輪下，雙腳被馬車輾過被壓傷，似乎以後不能再站起來。一年之後，羅民森仍然卧床。上門的醫生雖盡力而為，他依然不見起色。
羅民森的父母是虔誠的基督徒，不斷告訴當時十三歲的他，有一天會能再站起來走路的；他望著自己無力的雙腳，很難相信父母的話。有一年聖誕節，他讀聖經時，剛好讀到約翰福音14章14節：「你們若奉我的名求什麼，我必成就。」他顫抖地問媽媽：「這是真的嗎？今天仍然有神蹟嗎？」
母親有點遲疑，連醫生都不相信他的腳會完全康復，但為了不讓兒子失望，她努力裝出有信心的樣子，微笑回答道：「親愛的，當然啦。那是上帝的話，當然是真的。」
對羅民森來說，這答案就已經足夠了。若媽媽說的是真的，那就一定是真的！他開始向上帝祈求醫治；這是數個月來，他第一次感到有盼望。他向上帝許願說，若能再次行走，他要成為一名宣教士。他相信上帝若把雙腳還給他，必定有特別的用途。
上帝很快就應允羅民森的祈禱。在開始祈求上帝醫治之後不久，有位偶爾為他檢查的醫生開了新藥，他的傷口就開始癒合了。大約一年後，他已能正常行走。羅民森深信是上帝醫治了他，他也沒有忘記向上帝的承諾。有一天他走進教堂，跪在地上感謝上帝，並問說：「祢要我作宣教士嗎？」
他沒有聽到聲音，腦裡也沒有出現經文，但他確信上帝回答說：「是的」。
羅民森準備要馬上回應上帝，卻必須先經歷幾個耐心與決心的考驗。首先，他的父親過世了，他必須繼續工作來維持家庭的生計。一直到他的大姊結了婚，能取代他的角色之後，他才加入禮賢差會。在那兒，他又經歷另一個簡短的考驗。他初到差會辦公室卻遭受冷漠對待，原因是他還未正式被傳召，就貿然前來報到。他被故意冷落在辦公室門口將近兩個小時，羅民森只好耐性等候。這事讓監督刮目相看，他後來談到這位年輕人說：「能乾等兩小時而不生氣的人，肯定能做更大的事。」
這樣恆久的耐心成為羅民森日後最大的力量。
大約在1859年，羅民森開始聽到婆羅洲和蘇門答臘需要福音的使者。這二大島是荷蘭在東南亞的殖民地。好幾位先前被差派到那裡的宣教士雖有少許進展，但土著們發起暴力的反抗，甚至殺害幾位宣教士，迫使其他人無奈撤退。有的宣教士逃到蘇門答臘島，看到向土著巴塔克人傳福音的可能性。
這些報告啟發了羅民森，他一直都在想，上帝會派他去哪兒呢?他寫信給朋友說：「之前我對婆羅洲就已經有些許志向，但現在就更加嚮往。兄弟的血正向我、向你、向整個基督教世界發出呼聲。這血是婆羅洲的種子，會帶來百倍的收成。」
他在1861年被按立後，就要求被派到蘇門答臘的巴塔克人中間。這很快就得到批准；之後在荷蘭上了一些語言課後，他就出發了。
一、你什麼時候會離開？
他們一早就來了，占滿了簡陋的小木屋，個個心懷不軌、咄咄逼人。他們共有六個人，都虎視眈眈的。巴塔克族首領的暴力暴行是衆所皆知的，他們為了要達到目的會不惜傷害無辜的人。
羅民森嚇了一跳，倒退了一步。自從這位德國宣教士來到蘇門答臘的希林當山谷，在巴塔克族人中工作後，對他們的敵意早已習以為常，只是不知道這幾個男人今天會帶來什麼樣的磨難。他們是來屢次刁難、查問他的信仰，還是要他為所謂的罪行做出賠償，或只是要用武力來恐嚇他？
羅民森知道巴塔克人什麼壞事都做得出來。荷屬東印度群島(今天的印尼)裡的許多原始部落都是食人族。多年前兩位美國宣教士被派到這裡當先鋒，都已被殺害、被吞吃了。他們也多次嘗試毒害羅民森，但每一次上帝都神蹟般地救他脫離危險。
不過，這六個人看來並沒有要傷害羅民森的意思。自從1864年羅民森來到此地，他們就對他諸多質問，如今又再提出同樣的問題。這些問題有的是出於好奇，有的則是要試探他，或純粹恐嚇他。「你在哪出生？」「天與地在哪相遇？」「你什麼時候會離開？」
羅民森百般忍耐，嘗試合理地回答他們。巴塔克人非常能言善辯，常挑戰他的信仰教義，讓他絞盡腦汁、精疲力盡。不過，這次他們志不在聽，只一心想騷擾他。他們問得累了，就要求羅民森娛樂他們。
知道這些首領在村民中德高望重，萬萬得罪不起，羅民森就把他的手錶、家人和故鄉的相片展示給他們看，又演奏小提琴，甚至拿出他們從未見過的放大鏡。午飯時間到了，就給他們準備簡單的午餐，他們不疑有他，狼吞虎嚥地吞下。
但他們仍不滿意，擺明了一定要激怒羅民森，或者是要叫他失去耐性，這樣就有機會藐視他所謂的和平信仰。羅民森之前曾趕走一個擅自闖入的人，至今仍然為自己失去冷靜而羞愧。又或者他們盼望透過不斷地糾纏，讓他知難而退、打道回府，徹底離開。這些想法使羅民森更加決意要忍受這些無禮的客人—即使其中一個擅自進入他的房間，吐口水在地上表示輕視。羅民森只是眨一眨眼，報以溫柔地微笑，彷彿一點都不在意。
這幾個人就嘗試更具體地恐嚇他。有一個說：「我們會砍下你的雙腳，丟入河裡。」羅民森平心靜氣地回答：「噢，朋友，你不會這麼做的。」另一個說：「你若蓋一間房子，我們會把它燒掉。」羅民森回答道：「那我會再蓋一間。」他們反反覆覆地這樣對答，直到下午。
首領們打著呵欠，說要睡午覺了。羅民森希望他們會就此離開。但並沒有！這六個男人就躺在木頭地板上睡著了。他們呼呼大睡時，羅民森只好嘆口氣，去打掃房子。六個人睡醒後，羅民森就為他們講聖經故事。他們聽得津津有味，不時報以刻薄的評論，又提出無關痛癢的問題。天色已暗，羅民森感到疲憊了。但他沒有露出不耐煩的神情，首領們也絲毫不願在這場意志之戰中鬆懈下來。
最後，大約在午夜時分，羅民森終於撐不下去了。雖然對這六個來挑釁的男人要在家裡過夜感到不舒服，但他累得不能再睜開雙眼了，就告訴他們：「我累了，要去睡覺了。」
六個人互相對望，商議著：若這洋鬼子要去睡覺，那麼，他們也去睡吧！他們互相點頭，彷彿在說：「看他能忍耐多久。」之後就在原地躺下睡覺。羅民森回到房間，跪在地上，求上帝給他更多耐性和愛心，對待上帝差派他去服事的這些人。他祈禱著：若這是上帝的旨意，這六個頑固的首領也不能阻止他繼續服事巴塔克人。接著就睡著了。
翌日早晨，眾首領醒來，天氣寒冷。在蘇門答臘的內陸，天氣在晨間突然變得寒冷是很平常的。六個人發現他們身上都蓋上了溫暖的毛毯，十分驚訝。顯然是那個承受他們一整天折磨的人在夜裡起來，為每個人蓋上毛毯。眾首領尷尬地對望；他們為羅民森帶來麻煩，他卻以極大的仁慈和善良回報他們的敵意和無禮，待他們如同上賓。
於是他們摺好毛毯，整齊地放在桌上，安靜地離開了，不想驚動羅民森。
巴塔克首領們忘不了這件事。多年以後，其中一位還複述給羅民森說，他的忍耐帶給他們深刻的印象；還說這件事加上他在其他方面的努力，使得他們對他所傳的福音大大改觀。羅民森笑著對這位帶有歉意的朋友說他早已原諒他們了。然後加上一句，這就是他來到巴塔克人當中的原因，為了要傳耶穌基督平安和赦罪的信息。
就某種程度來說，那天與巴塔克族首領們的相處，也概括地捕捉了羅民森向巴塔克人宣教的情況。他在蘇門答臘五十多年，當地人雖然強烈反對福音，但都無法阻止他為基督作見證。就像使徒保羅一樣，他以為主受苦為榮，再再顯出那自小就支撐他、又帶領他來到巴塔克人中間的忍耐、決心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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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詩巫的宣教先鋒
在拉讓江流域，這個剛成立的社群占據了詩巫旁邊叢林中的一小塊空地；富雅各要牧養他們，將會面對艱難的挑戰。因為這裡基礎建設和設施匱乏，這些僑民一方面要辛勤地種稻米糊口，另一方面還要預防各種肆虐的熱帶疾病。由於原住民的土地受到侵占，華僑農民與當地達雅族人的關係，也持續在仇視與緊張中。
正當此時，富雅各與所牧養的人之間的溝通也困難重重。他在檳城時學會了一些馬來話，也學到少許的福建方言；而現在卻要開始學福州話。他也要面對思鄉和孤寂的情緒；還好這種種情緒在1904年與楊瑪莉(Mary Young)結婚之後，就得到大大的改善了。
雖然如此，他仍然全心投入服事，向當地的僑胞教導聖經真理，鼓勵華人家庭在信仰上忍耐、堅持，又訓練年輕人以平信徒的身分講道。他相信宣教工作不只在於屬靈方面的教導，他們夫婦倆更是花很多時間來照顧居民的實際生活需要。他知道他不但要支持當地居民奔走信心的旅程，更要改善他們的社會和經濟生活，這兩者是密不可分的。於是，他們幫助村民建立男校和女校，建築房屋和公路，又想辦法增加他們的農作收成。
事實上，富雅各三十多年在拉讓江沿岸的服事過程中，已經建立了開拓先鋒和牧者的名聲。他在運輸、農業、教育和通訊方面都引進了很多個「第一」。這長長的名單包括第一輛腳踏車、第一艘汽船，協助農民運輸農產品；第一粒橡膠種子和第一台電動碾米機；第一間女校、第一間農業學校、第一部製冰機、電鋸、發電機和無線電報機。有一次他說：「除了我所建立的教堂和學校、以及與上帝同工來幫助人改變生命，我最引以為豪的就是我的船隻。」
富雅各還扮演了地方仲裁之類的角色，也是華人與達雅族(他後來贏得他們的尊重)之間的糾紛調停者，還成為福州華人與英國殖民地官員的中間人。1904年，英國殖民地官員委任他為「福州人的維護者」，這個職銜有利於他接觸相關的官員並處理事務，例如為僑民爭取更多土地等等。他最大的榮譽是受華人社會稱他為「富先生」，當地馬來人也稱呼他為Tuan Hoover；反映出富雅各在牧養上帝羊群的同時，也得著當地人無比的尊重與愛戴。
1935年富雅各死於瘧疾。那時，他們夫婦倆已建立了41間堂會和40間學校，有超過千名兒童受洗和受教育。他所牧養的那小村子原本只有500人，如今已發展成有數千人居住的現代化社區、有引以為豪的學校、自立自足的教會，還有數以萬計英畝的農耕地，這些部分要歸功於富雅各幫助福州華人發展社會和經濟的決心。
在今天的砂拉越和沙巴有超過120間衛理公會堂會，以及超過六萬名敬拜者。這些信徒們代表著他所留下的傳承，他沉著的決心、安靜忍耐、忠心順服主耶穌的命令，到地極成為祂的見證。從賓夕凡尼亞州的一個小鎮到砂拉越叢林裡的小空地，富雅各憑著信心邁出每一個小步伐，讓上帝呼召的確據在心裡生根，並以一切所有的來回應。就算遭逢艱難的處境，他依舊堅持到底，從不偏離上帝差派他去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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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檳城到詩巫
富雅各宣教生涯的特點是一步一脚印，是純樸踏實的信心之旅，不像某些「著名」宣教士那些激昂、驚人的戲劇化經歷。他的第一步是在九月到達檳城後，按照計畫在檳城的英華男校裡擔任老師。這是一項富有意義的工作，不但指引年輕學生跟隨主基督的道路，也授予他們知識與技術，能夠作為日後生活謀生所用。富雅各料想這就是他餘生一輩子的工作。
不過，一趟馬來半島最南端之旅—到新加坡去參加衛理公會的年會，卻改變了他的想法。其中一位講員萬會督(Bishop Frank J. Warne)分享了一段引人入勝的故事，描述他在香港如何巧遇一群正要遷往婆羅洲島砂拉越的中國人。砂拉越的英國人統治者「白人拉惹」布律克(White Rajah， Charles Johnson Brooke)正要開創一個新的殖民地，藉著當地領袖說服幾百位中國農民，從中國的福州地區(今天的福建省)遷移到砂拉越。有趣的是，其中許多移民都是基督徒由早期宣教士帶領歸主，是衛理公會天安堂的會友。許多人藉此機會逃避中國長久以來的內戰和家鄉的旱災。衛理公會則看此為一個機會，可以把福音帶到更深入的地區。
萬會督接著強調最緊急的需要：他發現這一小撮的華僑到達砂拉越後，就沒有牧者或教師來引導他們走這條信仰的信心之路，以確保他們不會倒退、返回到傳統信仰和習俗之中。他呼籲說：「我奉主的名請求你們，挑選其中一位去到砂拉越的華人中間成為宣教士，願主幫助他，因為他在這個叢林地區的工作將會遇到艱難，甚至會有生命危險。」
聽到這個消息，富雅各首先是感到一陣冒險的激動。砂拉越？那不就是傳說中凶殘的獵人頭部落達雅族人的必爭之地嗎？聽起來非常嚇人—但卻令人興奮。他不知道自己能否有機會被委派去執行這項艱難的任務，但自知沒什麼毛遂自薦的資格。亞洲文化對他來說依舊陌生，對中文和馬來文的認識才剛剛起步，更不是一位被按立的牧師。他想的是對的，最終是一個比他年長、更有經驗、更有資格的人，被委派去做這份工作。
不過，富雅各依舊盼望有一天他也會有這樣的機會。他耐心、順服地回到檳城，繼續勤奮地照顧男學生在教育、社會和屬靈方面的需要。然而，只要有空閒時間，他都會盡量閱讀關於砂拉越那塊神祕土地的資料，哪怕只是少許的資料。書中對青翠叢林和達雅族海盜的描述，深深令他著迷，英國殖民政府如何爭取當地統治權，成為「白人拉惹」的故事更是引人入勝。
忙碌的一年過去了，富雅各又回到新加坡參加年會。被差派去砂拉越的衛斯特醫生(Dr. B. F. West)報告工作進度，指出這是個十分考驗體力的工作，並要求一個較年輕的人選來取代他。他說：「婆羅洲需要的是一個願意長期在那兒服事的人。」
當時他的心跳加速。他有機會被選上嗎？還是要再次回到檳城？那時29歲的他，根本不需要操心。因為有人提名他並且很快得到批准；在會議結束時就已經決定下一位到砂拉越拉讓江流域的宣教士就是富雅各。這位宣教士漫長的旅程又靜悄悄地邁出了一小步，從美國賓夕凡尼亞州到馬來亞的砂拉越。
富雅各很快就準備就緒，不久就登上另一艘船，駛向更遠的東方。不像1899年那次從美國遠道而來的行程，1903年二月的這一次旅程要短得多，不久船就到達砂拉越的首府古晉。他舉目望天，見到第一道曙光衝破籠罩城鎮的濃霧。他後來回想道：「雖然被這屬天美景所圍繞，我們卻看到船正往前駛向的河口。我帶著上帝從天而降的應許之光，去接受我的新任務。」他說在那一刻，他終於感到「我就是上帝為世界這個角落的計畫所預備的那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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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年輕人的呼召
那份報刊一連幾天都放在客廳的書桌上，似乎希望被人一讀再讀。通常，任何來到賓夕凡尼亞州的錢伯斯堡(Chambersburg)富雅各家裡的文件，到了晚間都會被富太太收起來。不過，不知什麼原因，就在1899年初的那個星期裡，富太太決定把那份教會的報刊留在桌上。
報刊文章的題目是「向年輕人的呼召」，由衛理公會一位主教所寫。他要協助建立印度其中一間最大規模的教會，目前擔任馬來亞(今天的馬來西亞)宣教工作的監督。文章內容只有一個簡單的呼籲：需要12位年輕人去印度協助傳福音的工作。這個提議並不討好，被徵召的人不會有優渥的薪酬；在工場事奉時還需要自己籌募經費；預期要事奉五年的時間；必須在任何所派駐的地方執行所有的任務。至於結婚的念頭—則要在五年任期結束後才可以進行。
那不是一篇令人愉快的文章，但它卻似乎是向富雅各發出的呼聲。鞋匠富約翰與妻子愛美莉育有二子，富雅各是他們的長子，當年26歲，是位教師。平常每天中午回家時桌子都是空盪、整潔的，但這幾天那份報刊總放在桌上，斗大的標題不斷發出呼籲，徵召12位願意的年輕人。富雅各後來提及此事說：「那真讓我心煩意亂。」
之所以心煩，是因為這文章似乎是針對他而寫的。這不正是他經常夢想要去做的事嗎?不正是上帝呼召他去做的事嗎?
大約在十五歲的時候，富雅各在教會裡雙膝跪下，把自己一生獻給上帝，承諾無論上帝帶領他到何處，都會盡力服事主。自此之後，他就試著履行諾言。他加入基督教青年會(YMCA)，協助安排有益身心的活動給年輕人，免得他們誤入歧途。他開始以平信徒的身分，在自己的教會和其他有需要的地方講道，又在縣內的監獄裡定期為囚友舉行崇拜。同時他也在一所有黑人和白人的小學任教，這類的學校在當時是不常見的。
如此看來，上帝早已預備富雅各到海外去宣教。不知不覺中，這位年輕人已經歷了多年的實際訓練，不僅在講道和教導聖經方面，而且也包含透過舉辦活動，對異國傳統與文化有所接觸。然而，上帝並沒有戲劇化地呼召他：他腦海中沒有不斷迴響的聲音，沒有突然跳出來的經文，也沒有陌生人向他發出預言，他只有愈發堅定的信念，催促著他遵從耶穌的吩咐，「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馬太福音28章19節)—一個熟悉、叫人無法忘懷的命令。
但富雅各秉承著一貫按部就班、深思熟慮的處事態度，並不急著馬上報名。反而，他開始為這件事祈禱，並尋求他人的意見。他第一個去找的就是學校裡的牧師。對方馬上回答：「我們雖然不希望讓你離開—但你還是去吧。」
富雅各想：哪有牧師不鼓勵年輕人去宣教呢?所以他不敢一心接受這個建議。接著他找到教會主日學的負責人，希望他從平信徒的角度給他建議。誰知這位老弟兄點頭說：「年輕人，當我像你這個年紀時，上帝呼召我去傳福音，但我沒有聽從。我的人生是個失敗的例子。我建議你『去』。」
言猶在耳，他找到第三個人，是同校的老師。那位老師直視著他說：「年輕人啊，當我年輕時，有人邀請我到西部向印第安人宣教，但我拒絕了。我的生命從此陷入一場艱苦的掙扎中。」
他若有所思地望著遠方，加上幾句話：「我相信那個呼召是我人生的一個機會，但我錯過了。你可不要錯過你的機會啊。」
富雅各已經聽夠了。他若向上帝祈求清楚的指示，這些就是了。三個不同的人給他完全一樣的答案。他知道該如何向上帝回應。這不是感情用事、一時衝動的決定—他已經謹慎殷勤，花時間與上帝商量，詳細思考，又詢問智者的意見。富雅各肯定這是上帝的呼召，要他到海外宣教。現在他只需要做出回應。
1899年3月13日，他謹慎地向海外宣教部寫了一封信，這封信擬訂了他餘生的道路。他開始寫道：「我決定要回應這個呼召。」接著指出自己雖沒有受過這方面的正規教育，但他卻可以提出過去講道、教導、舉辦活動的經驗。他知道這個工作在體力與靈性方面都有很大的要求，又寫道：「我身體健康......有足夠的忍耐力。去年暑假不用上課時，我以徒步旅行作為消遣，一共走了500英里，用了18天完成，一天行走約44英里。」
接下來的二個月，富雅各沒有收到回覆。一直到六月，才總算有了回音，要求他到紐約市，與文章作者多本(J. M. Thoburn)主教以及委員會的其他成員面談。不久後他被告知：「你被錄取了。何時可以開始呢?」富雅各迅速直接地回答：「隨時可以開始。」
不過，委員會之後解釋：馬來亞的檳城更急需教師，比印度更需要宣教士。
檳城?馬來亞?富雅各根本不知道那是什麼地方！對於這個來自美國小鎮的年輕人來說，亞洲似乎是另一個世界。多半他的朋友應該都從未聽過馬來亞。但若這是上帝的心意—他矢志順從。聖靈不是會賦予信徒能力，去到地極為基督作見證的嗎?富雅各深信聖靈會與他同在，甚至是去到世界的東端。這是何等的特權，能成為上帝信賴的使者，成就使徒行傳1章8節的應許呢！
不過，當富雅各向家人和朋友解釋他的決定時，卻比想像中的還要困難。許多人稱讚他在教會、在學校、在青年會對上帝事工的委身，然而卻不贊成他離開他們的「耶路撒冷」去外地傳福音。有些人把他在美國的光明前途與在遠東可能遭遇到的相比，說：「富雅各，你真的應該三思。」有些人雖鼓勵他，但一想到以後也許不能再相見就深感難過。他們知道許多宣教士到遠方以後，都有可能會患上熱帶疾病，或經歷極其艱辛的工作，而一去不回。在當時，宣教士進駐一個新的禾場兩三年內就死去，也是經常會有的事。
最困難的就是要與他的母親道別。長久以來，她都是富雅各人生的基石，更是他信仰生命的啓發者。富雅各將要在一個月內起行，愈是接近離開的日子，每天的晚餐就愈是傷感。有一次，母親勉強把食物吞嚥，吃不了幾口就得停下來拭淚。
1899年7月29日，雅各離開紐約，乘船前往檳城。…
三、不朽的傳承
1901年馬偕因患癌症去世時，再沒有人懷疑他一直持守的原則，就是為本地事工訓練本地工人的果效。當然，多年後他也變得成熟老練，承認長老會在台灣南部事工的價值。他說：「雖然我們的方法不同，我們『信仰盼望相同，愛心亦一致』......上帝並沒有指定主的僕人該怎樣工作；人人都應照著自己的能力與處境，來服事我們的主。」
馬偕在台灣北部遺留下的產業，至今仍然存在。他創立的學校為台灣現代教育鋪路，牛津學院(即現今的真理大學)也被公認為高等教育學府的先鋒。他建立的診所就是現在的馬偕醫院；後來搬到台北市中心，被稱為馬偕紀念醫院。
更重要的是，馬偕建立的無數教堂最終成了北台灣長老教會的基石。他賦予本地傳道人更多自主與自由的空間，遠超過昔日大部分的西方宣教士。他也幫助他們自立自足，對台灣教會的增長帶來重要的作用。他的影響力甚至延至家鄉，正如達夫當年啟發了他一樣，馬偕的英勇事蹟也激發年輕人獻身成為宣教士。
但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馬偕如何認同台灣人的生活。他的完全委身、對人的真誠關懷，以及要克服文化、語言、種族障礙的決心正正反映了上帝對祂子民不離不棄的愛，也因此為主贏得許多人心。研究馬偕生平的學者盧勒教授(James Rohrer)指出，馬偕的事奉告訴我們，文化上的差異是可以透過互相關愛與尊重所建立的關係來跨越的。他寫道：「馬偕敞開自己去接觸他所服事的人，也願意為他們而有所改變。這種願意與當地人融合為一、盡量與他們完全認同的渴望，深深觸動許多他所接觸的人。」
對馬偕來說，這一切都是因著他深深熱愛台灣與當地人民的緣故。他寫道：「這個小島是我心中所愛的。」他愛當中的山巒、幽谷、江河及人民。他宣告：「我樂意以福音服事他們，甘心付上生命千萬次。」
他以一首詩〈最後的住家〉(My Final Resting Place)來表達此情此愛(此詩後來經由他人編曲成為一首台語詩歌，以下詩詞是根據台語歌詞改寫)：
我全心所疼惜的台灣啊！我的青春全獻給你。
我全心所疼愛的台灣啊！我一生的歡喜都在此。
我在雲霧中看見山嶺，從雲中縫隙觀望全地，
波瀾大海遙遠的對岸，我愛在此眺望不息。
我心未可割離的台灣啊！我的人生全獻給你。
我心未可割離的台灣啊！我一生的快樂都在此。
盼望我人生的終點站，在大浪拍岸的響聲中，
在竹林搖動的蔭影裡，找到一生最後的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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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加拿大人變成中國人
1844年，馬偕生於安大略省附近牛津郡的佐拉鎮(Zorra)，他十歲時就決定要成為一名宣教士。起因是當年幾位蘇格蘭宣教士，包括在中國宣教、著名的賓威廉(William C. Burns)在拜訪佐拉鎮時，啟發了年輕的馬偕。談到這位兒時崇拜的英雄，他說：「家鄉的人都尊重他，他的獻身精神觸動我年幼的心。主耶穌的吩咐：『你們要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使我成為十架精兵，一生熱切要成為一名宣教士。」
這樣的志向驅使馬偕在多倫多諾士大學和美國普林斯頓神學院攻讀神學，這兩間學校都以訓練宣教士聞名；另外，他又師從另一位兒時崇拜的英雄—印度宣教先鋒亞力山大達夫(Alexander Duff)。達夫是蘇格蘭教會的第一位海外宣教士，他以教育為傳福音的關鍵，在印度的30多年間不斷推動高等教育的發展。1871年，加拿大長老會正式差派馬偕為第一位到海外的宣教士，27歲的他馬上啓程前往台灣。
在那時馬偕就已經被認為是有些古怪偏執的。有人形容他為「激進青年」；他則批評教會領導那些像是「冰河時期」的舊有想法。
1871年12月29日，馬偕到達打狗(今天的高雄)。他得知台灣島北部沒有宣教活動，就決定以淡水為他的行動基地。淡水位在幾乎是台灣島的最北端，在台北市的西北部，是淡水河與台灣海峽交接的地區。馬偕遵從達夫的建議，馬上著手訓練當地人做教導、講道、傳福音、帶領所建立的堂會等等工作；他相信惟有本土的傳道人才能真正有效地接觸當地的人群。他也盡力避免把西方的宣教方法全盤應用在他的工作上。他堅信任何人若不考慮本土文化、語言、傳統、甚至是天氣的影響，反而以單一通用的方式來傳福音，是「大錯特錯」的。他寫道：「對一個福音工場合理且有效的方式，對另一個工場來說，可能是荒謬無效的。在歐美可以成功的方法，在亞洲可能會失敗。」
馬偕秉持著這樣的信念，在台灣實行一個完全融合當地文化的生活。他很少與其他歐洲人接觸，反倒是與當地的普通老百姓一起生活，向牧童學習本地方言，並用方言來與人交談以及講道。
即使如此，馬偕還是免不了被當地人捉弄取笑。對於被人稱為「洋鬼子」和「生番」，他已習以為常；被人報以不友善的眼光，甚至以生鷄蛋、糞便、石頭等等來對付，也見怪不怪。其實，這些與馬偕以及他的宣教同伴多年來所受的逼迫比起來是不足掛齒的。當他們進入村子裡去傳福音時，常會受到人身攻擊，有幾次馬偕還險些嚴重受傷。反對基督教的人士追逼當地的傳道和信徒、騷擾教會崇拜，還針對基督徒發動騷亂。1884年正值中法戰爭之時，馬偕被迫撤離台灣，當地華人乘機攻擊、虐待、殺害基督徒，還破壞他們建立的教堂。他返回台灣時泰然自若，要求賠償，並重新建立石頭築成的教堂；這使得逼害者抱怨說：「我們阻止不了那個生番宣教士」。
馬偕專心一意為主作見證的決心激勵他面對無數的逼害與挑戰。他到達台灣第一個月就帶領第一個信徒嚴清華—一位知識青年，也是他的中文老師—接受基督，繼而成為台灣第一位被按立的本地牧師。
馬偕的傳道工作還伴隨著一項不尋常的事工：向村民講道之餘，他還為他們拔牙。他隨身帶著一些基本的工具和藥物，嘗試減輕村民的牙痛與熱帶區疾病所帶來的痛苦。
不過，訓練當地的傳道人才是他的優先考慮。馬偕開創巡迴事工，結合外展佈道和一間移動「神學院」，造就準備為主獻身的青年。馬偕常與他們在北台灣旅行，每次行程歷時好幾個月，向當地華人村民和原住民部落傳福音。在旅途中，他都會授以學生神學以及通俗的知識，包括聖經、歷史和科學。學生則教他中華文化，又幫助他改善閩南話的水平。過後，這許多的年輕人都繼續建立或牧養各自的教會。
1882年，這項巡迴事工演變為一個固定的長期事工，於是牛津學院正式落成。有賴馬偕夫人張聰明的籌款成功，馬偕家鄉的支持者提供資金成立此院校，因此按牛津郡的名字命名，讓馬偕能教育更多本地學生。課程雖包括西方的通俗科目，但主要仍是教授實用神學與佈道學。學生也有機會到福音未及的村落佈道宣教；他們需要學習講道，也要學會面對反對基督教的人。將來這些經驗和技巧對牧會時，都是受用的。
馬偕不屈不撓地專心佈道和培訓，終於有了回報。在巡迴佈道的最初幾年，他在臺灣內陸地區建立了多達7間教會，每星期有超過20位本地信徒從事教導和講道的工作。1888年，教會數目增至16間；在他去世時，則有超過60間。
馬偕在台灣三十多年，他許多引起爭議的行徑和異乎尋常的佈道方法，最終證明是成功的。雖然張聰明與他的結合引起了不小的風波，但她成了優秀的事奉同工。1881年，他們回到加拿大，是張聰明籌募了六千多加幣來建立牛津學院。當學院擴大成立女子寄宿學校時，張聰明則肩負舍監的責任，與其他年長婦女一起教導女學生。正如馬偕預期的，她比任何從加拿大差派過來的婦女，更能帶來實際的果效。
馬偕一位助手的妻子賈米森(Annie Jamieson)說：「她(張聰明)就是知道該怎樣與自己的人民相處。她不停訓練女孩、幫助婦女、留意學生的需要、關心顧慮每個人(除了她自己以外)。工場上的信徒都認識她、敬愛她。」
馬偕與張聰明生有三個兒女—一子二女—兩個女兒都嫁給本地傳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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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叫人震驚的消息
他結婚的消息叫人震驚。馬偕當時34歲，是位「黑鬍子生番」宣教士；與年齡只有他一半歲數的台灣原住民女子張聰明結婚。張聰明是馬偕在台灣帶領的第一位女信徒陳塔嫂的養孫女，是一名「平埔番」，島上漢族華人謔稱她為「平地的番人」。
婚禮於1878年5月27日在福爾摩沙島(今天的台灣)北端的淡水舉行。眾人對此議論紛紛，許多加拿大籍牧師和外僑社團同僚都不贊成這段婚姻。畢竟當時許多西方人自認為是優越的種族，白種人娶原住民女孩？有些人喃喃自語說：「丟臉！」
更糟的是，有人認為馬偕迎娶那女孩是為了要遏止其他人再為他做媒。其實婦女海外宣教委員會(The Women’s Foreign Missionary Committee)就曾差派單身女教師來幫助他，盼望能給他介紹一個「適合」的配偶。馬偕不只斷然回絕她們，也清楚說明他對西方女宣教士的看法。他個人認為，她們將無法適應熱帶的氣候，也難以忍受艱苦的宣教開荒工作，所接觸的人群也不會完全接納她們。
不過，對台灣本地人來說，這可是轟動一時的事。那位「生番」竟放棄自己的民族，成了他們的一分子！這當然值得大肆慶祝一番。他不再是一位外國宣教士，是女婿，是自己人了。
日後有傳記家評論說，這正是馬偕迎娶張聰明的目的。他們觀察說，這是馬偕英明、精心計畫的一步，不但贏得本地人的心，更反映出他是真心接受當地文化的。馬偕自己則指出：「我在想我可以怎樣為耶穌做更多。」
我們永遠不會知道當馬偕決定娶張聰明為妻，以她為心靈伴侶和一生宣教夥伴時的想法和感受。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這段婚姻反映並奠定了他當初在1871年12月29日到達台灣時所抱持的信念：惟有真的入境隨俗，向當地人傳福音的事工才有望成功。
打從第一天開始，馬偕就竭力融入到上帝差派他去的人群當中。有鑑於中文裡有很多音調是歐洲語系裡所沒有的，因而西方人在語言上會與當地人之間的溝通產生困難。他開始學習島上大部分居民所說的閩南話，並且說得流利。他花更多時間與當地人為伍，多過於與自己的族人一起，也漸漸愈來愈喜歡與他們作伴，勝過於和其他的西方人為伍。他為台灣所有的事物著迷，從文化傳統到動物和植物，並且他有可觀的收藏品，今天仍被展放在幾個博物館裡。他也把在台灣發現的事物和人物寫成《台灣遙寄》(From Far Formosa: The Island, Its People, and Missions)，成了當代史家與學者研究人類學的重要資料。
但更重要的是，馬偕與自己的上司和母會長期抗戰，企圖攔阻他們想要在北臺灣宣教事工上建立西方文化的影響。他堅持要訓練本地的傳道人，讓他們有能力去接觸自己的同胞，並一再拒絕委派西方宣教士來監督本地宣教和植堂的事工。…
五、走向安全的漫長路途
在這時，艾偉德也開始接受被遺棄的孩子和孤兒。最初，有一位乞丐母親要把女兒賣給她，艾偉德充滿憐憫，知道自己會給那女孩更好的照顧，就把身上所有的錢—等同於九便士—給了那乞丐，收養這孩子。她為孩子取名美恩，小名九便士。有一天，這女孩帶著另一個無家可歸的孩子回來，接著是一個又一個孩子。幾年之後，八福客棧就好像一家孤兒院一樣，這促使省政府開始興辦一間學校。艾偉德若是擔心自己無法成為一位母親的話，現在的她就無法擁有這些超乎想像的眾多孩子。
1937年，中日開戰，打破了安逸的狀況。日本空軍空襲陽城，八福客棧也無法倖免，接著日軍成功入城，艾偉德知道撤離是勢在必行的。她自己的生命也面臨危險，因她在陽城四處傳道時，常把日本人的行蹤告訴防衛的國軍，因此激怒日方懸賞捉拿她。問題是：怎麼能確保這上百名兒童的安全呢？
解決方案十分具挑戰性。艾偉德得知國民黨主席蔣介石的夫人，為戰亂時期的孤兒們成立了臨時收容所，但卻是遠在距離超過200公里的西安，中間還隔著山巒和黃河。艾偉德沒有其他的辦法，只能帶著這些孩子—有的還只是小嬰孩—徒步遷移。
因此，1940年4月，艾偉德帶著100個孩子啓程，每人帶了一個小碗、一雙筷子、一條毛巾，還有晚上睡覺用的被子。有超過兩個星期的時間，他們親身經歷上帝不斷的供應和保守，使他們不受天氣、蛇和日軍的侵襲；有友善的士兵把口糧分給他們，有和尚讓他們在廢棄的寺廟裡過夜，有官員安排船隻載他們橫渡黃河—即使當時黃河的運輸已正式關閉。他們花了一整個月的時間才到達西安，這條死裡逃生的路線證明了上帝的偉大。雖然這段長征使艾偉德染上傷寒(typhoid fever)，但她一個孩子也沒有失去。
艾偉德一康復後，就馬上投入工作，從不說累。她知道自己無法回到陽城，就留在西安服事難民、痲瘋病患和囚犯，又繼續進入山區向村民傳福音。這些都是會使人疲累的，但上帝經常提醒艾偉德這工作的重要性。有一次她去探訪一間獨處一隅的寺院，驚覺住在裡面的人早已準備好要接受福音，並且告訴她：「我們所等待的使者終於來了。」
她後來搬到南邊的成都，有四年時間在那裡關懷窮人，傳福音和教導聖經。她也在一間神學院女校裡擔負主要的教導任務。這是一間專為中國女子所設立的神學院，當時的艾偉德已經入籍中國，就像一個道地的中國人。
1949年，共產黨接管中國，艾偉德隨即回到英國。接下來的10年，她在學校裡任教，也不斷傳講見證，為中國宣教籌款。她無法忘記中國，那裡才是她真正的家鄉，她非常渴望回去。但新的中國政府拒絕讓她入境，她就決定到台灣定居。她在那裡成立孤兒院，用盡最後的年日來照顧更多兒童。
艾偉德於1970年1月3日去世，當時她已聲名大噪。不少雜誌撰文或出版傳記提到她翻山越嶺的奇妙經歷，以及她在中國其他的英勇事蹟。甚至有電影公司把她異乎尋常的事蹟拍成電影，但其中一些與事實不符合的劇情卻令她感到尷尬。無論如何，如此公開的聲譽還是有用的，幫助她為所愛的中國籌得更多款項。
這一切都顯得何等諷刺，她的語文和神學考試都不合格，還被批評說年紀太大不適合當宣教士。但艾偉德從不抱怨宣教機構對她的拒絕。有一次她承認：「我知道，若沒有人這麼做的話，當時的我看來會是多麼的愚昧。其實我不單學會說中文，過後幾年還能像當地人那樣讀寫中文，對我來說是上帝的偉大神蹟。」
她為上帝服事中國的心志從未動搖，事奉的熱誠也從未減退，然而她總是感謝上帝讓她有機會親身經歷祂的供應。事實上，她也覺得希奇，自己竟會蒙上帝的呼召去中國服事。她坦誠地說：「從我對中國所做的這些事來看，我並不是上帝的首選。我不知道他是誰，但必定是個男人，一個很有學識的人。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或許他過世了、或許是他不願意。上帝從天上向下望......看見艾偉德，就說：『好的，這個人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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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福客棧
關於艾偉德如何去到中國，以及她在那兒的生活事蹟都有許多著作曾詳盡地記載，甚至還被拍成一部電影。這真是一個戲劇化的故事，但卻容易叫讀者分心，看不清她對服事對象的影響力。然而，兩者都見證上帝的大能，顯出祂可以使用像艾偉德那樣平凡的人。
從倫敦到中國的旅程就是個神蹟。經過多天的行程後，火車在西伯利亞中部停了下來，前頭的戰事使得火車無法繼續前行。艾偉德必須步行超過一天，才能去到最靠近的市鎮，再繼續前往東岸的海參威(Vladivostok)。在那裡有個俄國官員前來搭訕—幾乎要強姦了她，他沒收她的護照，還想騙她留在當地作機械工人。後來不知從哪兒出現一位說英語的婦人，安排她逃到一艘前往日本的船上。在神戶，有人帶她去見一對英國宣教士夫婦，他們幫助她登上另一艘航向中國的船隻。11月8日，艾偉德終於踏上她夢寐以求、一心要事奉上帝的中國，展開了接下來17年刺激、精彩的事奉生涯。
陽城位在中國北部，艾偉德和勞生在那裡面對的是強烈反對福音的村民。他們深受傳統信仰和文化的影響，沒時間聽「洋鬼子」所謂的「福音」。但這兩位女士想到一個聰明的辦法：每天都有運載貨物的騾子商隊經過，她們可以開客棧招待路過的騾夫休息過夜，在晚餐時，透過說故事來娛樂他們，吸引他們留宿。
中國文化以八為吉祥數字，所以「八福客棧」就這樣產生了；很快地，這個客棧就因著兩位外國婦女和信主的中國人同工，以寓教於樂的方式講述故事而聞名。他們說的故事是一個名叫耶穌的中東男子的故事，祂尊貴的祖宗就是偉大的上帝；還說到耶穌活在簡樸的社會裡，如何克服種種問題。這是騾夫們可以認同的故事；他們感到十分有趣，還口耳相傳，無形中協助宣教士把福音傳遍這與世隔絕的山區。
艾偉德最初不會說中文，只能在門外做工。見騾隊經過，就捉住第一匹騾子拉入棚內，再勉強其他騾子跟著進來；然後餵食清理。不過，當她慢慢學會山西方言，就得以與同工一起造訪農村，向村民講故事。但當勞生失足意外去世後，艾偉德就面對第一個重大的考驗：沒有勞生的退休金津貼，怎能繼續經營這間客棧呢?
上帝的解決方法來得出其不意。陽城縣的縣長來到八福客棧，要求艾偉德成為他的「雙足檢察官」，挨家挨戶檢查女人是否已經不再裹小腳。當時中國政府正要結束婦女纏足的古老傳統—人們曾經認為裹小腳會使女孩變得更具吸引力，因此需要官員來執行這一個新法例。以當地的標準來看，艾偉德有雙「大」腳，是被委派去檢查女孩的雙腳，向她們解釋纏足殘忍又不健康的最佳人選。
艾偉德最初對這個擔任女子雙足檢察官的邀請相當抗拒，因為她千里迢迢來到中國是要傳福音—不是要檢查人的雙腳!但之後卻發現這是上帝給她作見證的完美機會。這任務讓她有權力去巡視各個村落、能支取薪水、有騾子代步，甚至還有兩位隨身保護她的衛兵。當她向縣長表示會同時向村民傳福音時，對方揮揮手表示說：「我不理會你的宗教，也不管你向誰傳教，這是每個人良心的問題。」這為艾偉德打開了傳福音的通行綠燈。
她就如此做，在白天四處去檢查女孩的雙腳，也乘機向村民講述耶穌的事蹟；晚上則在八福客棧傳講更多故事。後來，一個接一個聽眾接受耶穌為他們的救主，她為基督贏得許多靈魂，有的還成了她一生的朋友，成為她事奉的夥伴。
艾偉德溫柔又和善的作風，很快就贏得當地人的接納。縣長也對她刮目相看，甚至在當地監獄發生暴動時，找她去做調解。監獄長告訴她，囚犯們發瘋了，在互相殘殺。情況之暴力連獄卒也不敢進入。他說：「你一定要進去，平息暴動。」
艾偉德瞪大雙眼抗議：「你瘋了嗎?我進去的話，他們會殺了我的!」
監獄長反駁道：「他們怎能殺得了你呢?你四處告訴人說你有永活的上帝在你裡面，所以才來到這裡的。如果你傳的是真理，如果你的上帝可以保護你免受傷害的話，那你就可以平定這次動亂。」
為了保住上帝的名聲，艾偉德別無選擇，只好獨自進入監獄，看見的是令人震驚的情景。囚犯們正在打架，其中一個人拿著斧頭到處揮舞，還有幾個受害者躺在地上。那人向她走過來，不知從哪來的勇氣，她大聲命令道：「把斧頭給我，馬上給我!」
令艾偉德和其他囚犯驚訝的是，那人竟順從了。像學校的老師責備一班頑皮的小學生那樣，她命令他們排隊成列，向她解釋為何要打架。這時她才知道他們是因為監獄裡的環境太惡劣才會暴亂的：他們的食物不足果腹，沒有機會舒展筋骨，整天無所事事。她把這些情況向監獄長彙報，並說服他們去改善情況，為他們設置織布機和推磨石，讓囚犯在監獄中織布和磨穀，不但給自己使用，也可以拿出去販賣。艾偉德也開始探訪他們，向他們傳道。有幾位囚犯因此信主，其中一位馮姓人士日後還成為她事工的忠心支持者。
這件事使得艾偉德在農村一帶聲名大噪，群眾開始稱呼她的中文譯名「艾偉德」，意思是有德行的人。對於一個放棄一切來到異鄉的英國人來說，被人認同為中國人是她能得到的最高禮遇。1935年，她決定放棄英國護照，成為中國公民。有一次她寫信回家，說：「這實在是我的國家和人民。我現在活得完全像個中國婦人。我穿她們的衣服，吃她們的食物，說她們的語言—甚至是她們的方言，也像她們那樣思考。」
那位縣長也深受艾偉德的信心與行為所感動。多年來多次談到彼此的文化與信仰，他與艾偉德之間建立了相互的了解。有一天在一場宴會裡，縣長稱讚艾偉德在窮人、病人和囚犯中的工作，然後認真地宣佈：「艾偉德，我願意接受你的信仰，我要成為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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