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從檳城到詩巫
富雅各宣教生涯的特點是一步一脚印,是純樸踏實的信心之旅,不像某些「著名」宣教士那些激昂、驚人的戲劇化經歷。他的第一步是在九月到達檳城後,按照計畫在檳城的英華男校裡擔任老師。這是一項富有意義的工作,不但指引年輕學生跟隨主基督的道路,也授予他們知識與技術,能夠作為日後生活謀生所用。富雅各料想這就是他餘生一輩子的工作。
不過,一趟馬來半島最南端之旅—到新加坡去參加衛理公會的年會,卻改變了他的想法。其中一位講員萬會督(Bishop Frank J. Warne)分享了一段引人入勝的故事,描述他在香港如何巧遇一群正要遷往婆羅洲島砂拉越的中國人。砂拉越的英國人統治者「白人拉惹」布律克(White Rajah, Charles Johnson Brooke)正要開創一個新的殖民地,藉著當地領袖說服幾百位中國農民,從中國的福州地區(今天的福建省)遷移到砂拉越。有趣的是,其中許多移民都是基督徒由早期宣教士帶領歸主,是衛理公會天安堂的會友。許多人藉此機會逃避中國長久以來的內戰和家鄉的旱災。衛理公會則看此為一個機會,可以把福音帶到更深入的地區。
萬會督接著強調最緊急的需要:他發現這一小撮的華僑到達砂拉越後,就沒有牧者或教師來引導他們走這條信仰的信心之路,以確保他們不會倒退、返回到傳統信仰和習俗之中。他呼籲說:「我奉主的名請求你們,挑選其中一位去到砂拉越的華人中間成為宣教士,願主幫助他,因為他在這個叢林地區的工作將會遇到艱難,甚至會有生命危險。」
聽到這個消息,富雅各首先是感到一陣冒險的激動。砂拉越?那不就是傳說中凶殘的獵人頭部落達雅族人的必爭之地嗎?聽起來非常嚇人—但卻令人興奮。他不知道自己能否有機會被委派去執行這項艱難的任務,但自知沒什麼毛遂自薦的資格。亞洲文化對他來說依舊陌生,對中文和馬來文的認識才剛剛起步,更不是一位被按立的牧師。他想的是對的,最終是一個比他年長、更有經驗、更有資格的人,被委派去做這份工作。
不過,富雅各依舊盼望有一天他也會有這樣的機會。他耐心、順服地回到檳城,繼續勤奮地照顧男學生在教育、社會和屬靈方面的需要。然而,只要有空閒時間,他都會盡量閱讀關於砂拉越那塊神祕土地的資料,哪怕只是少許的資料。書中對青翠叢林和達雅族海盜的描述,深深令他著迷,英國殖民政府如何爭取當地統治權,成為「白人拉惹」的故事更是引人入勝。
忙碌的一年過去了,富雅各又回到新加坡參加年會。被差派去砂拉越的衛斯特醫生(Dr. B. F. West)報告工作進度,指出這是個十分考驗體力的工作,並要求一個較年輕的人選來取代他。他說:「婆羅洲需要的是一個願意長期在那兒服事的人。」
當時他的心跳加速。他有機會被選上嗎?還是要再次回到檳城?那時29歲的他,根本不需要操心。因為有人提名他並且很快得到批准;在會議結束時就已經決定下一位到砂拉越拉讓江流域的宣教士就是富雅各。這位宣教士漫長的旅程又靜悄悄地邁出了一小步,從美國賓夕凡尼亞州到馬來亞的砂拉越。
富雅各很快就準備就緒,不久就登上另一艘船,駛向更遠的東方。不像1899年那次從美國遠道而來的行程,1903年二月的這一次旅程要短得多,不久船就到達砂拉越的首府古晉。他舉目望天,見到第一道曙光衝破籠罩城鎮的濃霧。他後來回想道:「雖然被這屬天美景所圍繞,我們卻看到船正往前駛向的河口。我帶著上帝從天而降的應許之光,去接受我的新任務。」他說在那一刻,他終於感到「我就是上帝為世界這個角落的計畫所預備的那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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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年輕人的呼召
那份報刊一連幾天都放在客廳的書桌上,似乎希望被人一讀再讀。通常,任何來到賓夕凡尼亞州的錢伯斯堡(Chambersburg)富雅各家裡的文件,到了晚間都會被富太太收起來。不過,不知什麼原因,就在1899年初的那個星期裡,富太太決定把那份教會的報刊留在桌上。
報刊文章的題目是「向年輕人的呼召」,由衛理公會一位主教所寫。他要協助建立印度其中一間最大規模的教會,目前擔任馬來亞(今天的馬來西亞)宣教工作的監督。文章內容只有一個簡單的呼籲:需要12位年輕人去印度協助傳福音的工作。這個提議並不討好,被徵召的人不會有優渥的薪酬;在工場事奉時還需要自己籌募經費;預期要事奉五年的時間;必須在任何所派駐的地方執行所有的任務。至於結婚的念頭—則要在五年任期結束後才可以進行。
那不是一篇令人愉快的文章,但它卻似乎是向富雅各發出的呼聲。鞋匠富約翰與妻子愛美莉育有二子,富雅各是他們的長子,當年26歲,是位教師。平常每天中午回家時桌子都是空盪、整潔的,但這幾天那份報刊總放在桌上,斗大的標題不斷發出呼籲,徵召12位願意的年輕人。富雅各後來提及此事說:「那真讓我心煩意亂。」
之所以心煩,是因為這文章似乎是針對他而寫的。這不正是他經常夢想要去做的事嗎?不正是上帝呼召他去做的事嗎?
大約在十五歲的時候,富雅各在教會裡雙膝跪下,把自己一生獻給上帝,承諾無論上帝帶領他到何處,都會盡力服事主。自此之後,他就試著履行諾言。他加入基督教青年會(YMCA),協助安排有益身心的活動給年輕人,免得他們誤入歧途。他開始以平信徒的身分,在自己的教會和其他有需要的地方講道,又在縣內的監獄裡定期為囚友舉行崇拜。同時他也在一所有黑人和白人的小學任教,這類的學校在當時是不常見的。
如此看來,上帝早已預備富雅各到海外去宣教。不知不覺中,這位年輕人已經歷了多年的實際訓練,不僅在講道和教導聖經方面,而且也包含透過舉辦活動,對異國傳統與文化有所接觸。然而,上帝並沒有戲劇化地呼召他:他腦海中沒有不斷迴響的聲音,沒有突然跳出來的經文,也沒有陌生人向他發出預言,他只有愈發堅定的信念,催促著他遵從耶穌的吩咐,「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馬太福音28章19節)—一個熟悉、叫人無法忘懷的命令。
但富雅各秉承著一貫按部就班、深思熟慮的處事態度,並不急著馬上報名。反而,他開始為這件事祈禱,並尋求他人的意見。他第一個去找的就是學校裡的牧師。對方馬上回答:「我們雖然不希望讓你離開—但你還是去吧。」
富雅各想:哪有牧師不鼓勵年輕人去宣教呢?所以他不敢一心接受這個建議。接著他找到教會主日學的負責人,希望他從平信徒的角度給他建議。誰知這位老弟兄點頭說:「年輕人,當我像你這個年紀時,上帝呼召我去傳福音,但我沒有聽從。我的人生是個失敗的例子。我建議你『去』。」
言猶在耳,他找到第三個人,是同校的老師。那位老師直視著他說:「年輕人啊,當我年輕時,有人邀請我到西部向印第安人宣教,但我拒絕了。我的生命從此陷入一場艱苦的掙扎中。」
他若有所思地望著遠方,加上幾句話:「我相信那個呼召是我人生的一個機會,但我錯過了。你可不要錯過你的機會啊。」
富雅各已經聽夠了。他若向上帝祈求清楚的指示,這些就是了。三個不同的人給他完全一樣的答案。他知道該如何向上帝回應。這不是感情用事、一時衝動的決定—他已經謹慎殷勤,花時間與上帝商量,詳細思考,又詢問智者的意見。富雅各肯定這是上帝的呼召,要他到海外宣教。現在他只需要做出回應。
1899年3月13日,他謹慎地向海外宣教部寫了一封信,這封信擬訂了他餘生的道路。他開始寫道:「我決定要回應這個呼召。」接著指出自己雖沒有受過這方面的正規教育,但他卻可以提出過去講道、教導、舉辦活動的經驗。他知道這個工作在體力與靈性方面都有很大的要求,又寫道:「我身體健康......有足夠的忍耐力。去年暑假不用上課時,我以徒步旅行作為消遣,一共走了500英里,用了18天完成,一天行走約44英里。」
接下來的二個月,富雅各沒有收到回覆。一直到六月,才總算有了回音,要求他到紐約市,與文章作者多本(J. M. Thoburn)主教以及委員會的其他成員面談。不久後他被告知:「你被錄取了。何時可以開始呢?」富雅各迅速直接地回答:「隨時可以開始。」
不過,委員會之後解釋:馬來亞的檳城更急需教師,比印度更需要宣教士。
檳城?馬來亞?富雅各根本不知道那是什麼地方!對於這個來自美國小鎮的年輕人來說,亞洲似乎是另一個世界。多半他的朋友應該都從未聽過馬來亞。但若這是上帝的心意—他矢志順從。聖靈不是會賦予信徒能力,去到地極為基督作見證的嗎?富雅各深信聖靈會與他同在,甚至是去到世界的東端。這是何等的特權,能成為上帝信賴的使者,成就使徒行傳1章8節的應許呢!
不過,當富雅各向家人和朋友解釋他的決定時,卻比想像中的還要困難。許多人稱讚他在教會、在學校、在青年會對上帝事工的委身,然而卻不贊成他離開他們的「耶路撒冷」去外地傳福音。有些人把他在美國的光明前途與在遠東可能遭遇到的相比,說:「富雅各,你真的應該三思。」有些人雖鼓勵他,但一想到以後也許不能再相見就深感難過。他們知道許多宣教士到遠方以後,都有可能會患上熱帶疾病,或經歷極其艱辛的工作,而一去不回。在當時,宣教士進駐一個新的禾場兩三年內就死去,也是經常會有的事。
最困難的就是要與他的母親道別。長久以來,她都是富雅各人生的基石,更是他信仰生命的啓發者。富雅各將要在一個月內起行,愈是接近離開的日子,每天的晚餐就愈是傷感。有一次,母親勉強把食物吞嚥,吃不了幾口就得停下來拭淚。
1899年7月29日,雅各離開紐約,乘船前往檳城。…
三、不朽的傳承
1901年馬偕因患癌症去世時,再沒有人懷疑他一直持守的原則,就是為本地事工訓練本地工人的果效。當然,多年後他也變得成熟老練,承認長老會在台灣南部事工的價值。他說:「雖然我們的方法不同,我們『信仰盼望相同,愛心亦一致』......上帝並沒有指定主的僕人該怎樣工作;人人都應照著自己的能力與處境,來服事我們的主。」
馬偕在台灣北部遺留下的產業,至今仍然存在。他創立的學校為台灣現代教育鋪路,牛津學院(即現今的真理大學)也被公認為高等教育學府的先鋒。他建立的診所就是現在的馬偕醫院;後來搬到台北市中心,被稱為馬偕紀念醫院。
更重要的是,馬偕建立的無數教堂最終成了北台灣長老教會的基石。他賦予本地傳道人更多自主與自由的空間,遠超過昔日大部分的西方宣教士。他也幫助他們自立自足,對台灣教會的增長帶來重要的作用。他的影響力甚至延至家鄉,正如達夫當年啟發了他一樣,馬偕的英勇事蹟也激發年輕人獻身成為宣教士。
但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馬偕如何認同台灣人的生活。他的完全委身、對人的真誠關懷,以及要克服文化、語言、種族障礙的決心正正反映了上帝對祂子民不離不棄的愛,也因此為主贏得許多人心。研究馬偕生平的學者盧勒教授(James Rohrer)指出,馬偕的事奉告訴我們,文化上的差異是可以透過互相關愛與尊重所建立的關係來跨越的。他寫道:「馬偕敞開自己去接觸他所服事的人,也願意為他們而有所改變。這種願意與當地人融合為一、盡量與他們完全認同的渴望,深深觸動許多他所接觸的人。」
對馬偕來說,這一切都是因著他深深熱愛台灣與當地人民的緣故。他寫道:「這個小島是我心中所愛的。」他愛當中的山巒、幽谷、江河及人民。他宣告:「我樂意以福音服事他們,甘心付上生命千萬次。」
他以一首詩〈最後的住家〉(My Final Resting Place)來表達此情此愛(此詩後來經由他人編曲成為一首台語詩歌,以下詩詞是根據台語歌詞改寫):
我全心所疼惜的台灣啊!我的青春全獻給你。
我全心所疼愛的台灣啊!我一生的歡喜都在此。
我在雲霧中看見山嶺,從雲中縫隙觀望全地,
波瀾大海遙遠的對岸,我愛在此眺望不息。
我心未可割離的台灣啊!我的人生全獻給你。
我心未可割離的台灣啊!我一生的快樂都在此。
盼望我人生的終點站,在大浪拍岸的響聲中,
在竹林搖動的蔭影裡,找到一生最後的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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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加拿大人變成中國人
1844年,馬偕生於安大略省附近牛津郡的佐拉鎮(Zorra),他十歲時就決定要成為一名宣教士。起因是當年幾位蘇格蘭宣教士,包括在中國宣教、著名的賓威廉(William C. Burns)在拜訪佐拉鎮時,啟發了年輕的馬偕。談到這位兒時崇拜的英雄,他說:「家鄉的人都尊重他,他的獻身精神觸動我年幼的心。主耶穌的吩咐:『你們要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使我成為十架精兵,一生熱切要成為一名宣教士。」
這樣的志向驅使馬偕在多倫多諾士大學和美國普林斯頓神學院攻讀神學,這兩間學校都以訓練宣教士聞名;另外,他又師從另一位兒時崇拜的英雄—印度宣教先鋒亞力山大達夫(Alexander Duff)。達夫是蘇格蘭教會的第一位海外宣教士,他以教育為傳福音的關鍵,在印度的30多年間不斷推動高等教育的發展。1871年,加拿大長老會正式差派馬偕為第一位到海外的宣教士,27歲的他馬上啓程前往台灣。
在那時馬偕就已經被認為是有些古怪偏執的。有人形容他為「激進青年」;他則批評教會領導那些像是「冰河時期」的舊有想法。
1871年12月29日,馬偕到達打狗(今天的高雄)。他得知台灣島北部沒有宣教活動,就決定以淡水為他的行動基地。淡水位在幾乎是台灣島的最北端,在台北市的西北部,是淡水河與台灣海峽交接的地區。馬偕遵從達夫的建議,馬上著手訓練當地人做教導、講道、傳福音、帶領所建立的堂會等等工作;他相信惟有本土的傳道人才能真正有效地接觸當地的人群。他也盡力避免把西方的宣教方法全盤應用在他的工作上。他堅信任何人若不考慮本土文化、語言、傳統、甚至是天氣的影響,反而以單一通用的方式來傳福音,是「大錯特錯」的。他寫道:「對一個福音工場合理且有效的方式,對另一個工場來說,可能是荒謬無效的。在歐美可以成功的方法,在亞洲可能會失敗。」
馬偕秉持著這樣的信念,在台灣實行一個完全融合當地文化的生活。他很少與其他歐洲人接觸,反倒是與當地的普通老百姓一起生活,向牧童學習本地方言,並用方言來與人交談以及講道。
即使如此,馬偕還是免不了被當地人捉弄取笑。對於被人稱為「洋鬼子」和「生番」,他已習以為常;被人報以不友善的眼光,甚至以生鷄蛋、糞便、石頭等等來對付,也見怪不怪。其實,這些與馬偕以及他的宣教同伴多年來所受的逼迫比起來是不足掛齒的。當他們進入村子裡去傳福音時,常會受到人身攻擊,有幾次馬偕還險些嚴重受傷。反對基督教的人士追逼當地的傳道和信徒、騷擾教會崇拜,還針對基督徒發動騷亂。1884年正值中法戰爭之時,馬偕被迫撤離台灣,當地華人乘機攻擊、虐待、殺害基督徒,還破壞他們建立的教堂。他返回台灣時泰然自若,要求賠償,並重新建立石頭築成的教堂;這使得逼害者抱怨說:「我們阻止不了那個生番宣教士」。
馬偕專心一意為主作見證的決心激勵他面對無數的逼害與挑戰。他到達台灣第一個月就帶領第一個信徒嚴清華—一位知識青年,也是他的中文老師—接受基督,繼而成為台灣第一位被按立的本地牧師。
馬偕的傳道工作還伴隨著一項不尋常的事工:向村民講道之餘,他還為他們拔牙。他隨身帶著一些基本的工具和藥物,嘗試減輕村民的牙痛與熱帶區疾病所帶來的痛苦。
不過,訓練當地的傳道人才是他的優先考慮。馬偕開創巡迴事工,結合外展佈道和一間移動「神學院」,造就準備為主獻身的青年。馬偕常與他們在北台灣旅行,每次行程歷時好幾個月,向當地華人村民和原住民部落傳福音。在旅途中,他都會授以學生神學以及通俗的知識,包括聖經、歷史和科學。學生則教他中華文化,又幫助他改善閩南話的水平。過後,這許多的年輕人都繼續建立或牧養各自的教會。
1882年,這項巡迴事工演變為一個固定的長期事工,於是牛津學院正式落成。有賴馬偕夫人張聰明的籌款成功,馬偕家鄉的支持者提供資金成立此院校,因此按牛津郡的名字命名,讓馬偕能教育更多本地學生。課程雖包括西方的通俗科目,但主要仍是教授實用神學與佈道學。學生也有機會到福音未及的村落佈道宣教;他們需要學習講道,也要學會面對反對基督教的人。將來這些經驗和技巧對牧會時,都是受用的。
馬偕不屈不撓地專心佈道和培訓,終於有了回報。在巡迴佈道的最初幾年,他在臺灣內陸地區建立了多達7間教會,每星期有超過20位本地信徒從事教導和講道的工作。1888年,教會數目增至16間;在他去世時,則有超過60間。
馬偕在台灣三十多年,他許多引起爭議的行徑和異乎尋常的佈道方法,最終證明是成功的。雖然張聰明與他的結合引起了不小的風波,但她成了優秀的事奉同工。1881年,他們回到加拿大,是張聰明籌募了六千多加幣來建立牛津學院。當學院擴大成立女子寄宿學校時,張聰明則肩負舍監的責任,與其他年長婦女一起教導女學生。正如馬偕預期的,她比任何從加拿大差派過來的婦女,更能帶來實際的果效。
馬偕一位助手的妻子賈米森(Annie Jamieson)說:「她(張聰明)就是知道該怎樣與自己的人民相處。她不停訓練女孩、幫助婦女、留意學生的需要、關心顧慮每個人(除了她自己以外)。工場上的信徒都認識她、敬愛她。」
馬偕與張聰明生有三個兒女—一子二女—兩個女兒都嫁給本地傳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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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叫人震驚的消息
他結婚的消息叫人震驚。馬偕當時34歲,是位「黑鬍子生番」宣教士;與年齡只有他一半歲數的台灣原住民女子張聰明結婚。張聰明是馬偕在台灣帶領的第一位女信徒陳塔嫂的養孫女,是一名「平埔番」,島上漢族華人謔稱她為「平地的番人」。
婚禮於1878年5月27日在福爾摩沙島(今天的台灣)北端的淡水舉行。眾人對此議論紛紛,許多加拿大籍牧師和外僑社團同僚都不贊成這段婚姻。畢竟當時許多西方人自認為是優越的種族,白種人娶原住民女孩?有些人喃喃自語說:「丟臉!」
更糟的是,有人認為馬偕迎娶那女孩是為了要遏止其他人再為他做媒。其實婦女海外宣教委員會(The Women’s Foreign Missionary Committee)就曾差派單身女教師來幫助他,盼望能給他介紹一個「適合」的配偶。馬偕不只斷然回絕她們,也清楚說明他對西方女宣教士的看法。他個人認為,她們將無法適應熱帶的氣候,也難以忍受艱苦的宣教開荒工作,所接觸的人群也不會完全接納她們。
不過,對台灣本地人來說,這可是轟動一時的事。那位「生番」竟放棄自己的民族,成了他們的一分子!這當然值得大肆慶祝一番。他不再是一位外國宣教士,是女婿,是自己人了。
日後有傳記家評論說,這正是馬偕迎娶張聰明的目的。他們觀察說,這是馬偕英明、精心計畫的一步,不但贏得本地人的心,更反映出他是真心接受當地文化的。馬偕自己則指出:「我在想我可以怎樣為耶穌做更多。」
我們永遠不會知道當馬偕決定娶張聰明為妻,以她為心靈伴侶和一生宣教夥伴時的想法和感受。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這段婚姻反映並奠定了他當初在1871年12月29日到達台灣時所抱持的信念:惟有真的入境隨俗,向當地人傳福音的事工才有望成功。
打從第一天開始,馬偕就竭力融入到上帝差派他去的人群當中。有鑑於中文裡有很多音調是歐洲語系裡所沒有的,因而西方人在語言上會與當地人之間的溝通產生困難。他開始學習島上大部分居民所說的閩南話,並且說得流利。他花更多時間與當地人為伍,多過於與自己的族人一起,也漸漸愈來愈喜歡與他們作伴,勝過於和其他的西方人為伍。他為台灣所有的事物著迷,從文化傳統到動物和植物,並且他有可觀的收藏品,今天仍被展放在幾個博物館裡。他也把在台灣發現的事物和人物寫成《台灣遙寄》(From Far Formosa: The Island, Its People, and Missions),成了當代史家與學者研究人類學的重要資料。
但更重要的是,馬偕與自己的上司和母會長期抗戰,企圖攔阻他們想要在北臺灣宣教事工上建立西方文化的影響。他堅持要訓練本地的傳道人,讓他們有能力去接觸自己的同胞,並一再拒絕委派西方宣教士來監督本地宣教和植堂的事工。…
五、走向安全的漫長路途
在這時,艾偉德也開始接受被遺棄的孩子和孤兒。最初,有一位乞丐母親要把女兒賣給她,艾偉德充滿憐憫,知道自己會給那女孩更好的照顧,就把身上所有的錢—等同於九便士—給了那乞丐,收養這孩子。她為孩子取名美恩,小名九便士。有一天,這女孩帶著另一個無家可歸的孩子回來,接著是一個又一個孩子。幾年之後,八福客棧就好像一家孤兒院一樣,這促使省政府開始興辦一間學校。艾偉德若是擔心自己無法成為一位母親的話,現在的她就無法擁有這些超乎想像的眾多孩子。
1937年,中日開戰,打破了安逸的狀況。日本空軍空襲陽城,八福客棧也無法倖免,接著日軍成功入城,艾偉德知道撤離是勢在必行的。她自己的生命也面臨危險,因她在陽城四處傳道時,常把日本人的行蹤告訴防衛的國軍,因此激怒日方懸賞捉拿她。問題是:怎麼能確保這上百名兒童的安全呢?
解決方案十分具挑戰性。艾偉德得知國民黨主席蔣介石的夫人,為戰亂時期的孤兒們成立了臨時收容所,但卻是遠在距離超過200公里的西安,中間還隔著山巒和黃河。艾偉德沒有其他的辦法,只能帶著這些孩子—有的還只是小嬰孩—徒步遷移。
因此,1940年4月,艾偉德帶著100個孩子啓程,每人帶了一個小碗、一雙筷子、一條毛巾,還有晚上睡覺用的被子。有超過兩個星期的時間,他們親身經歷上帝不斷的供應和保守,使他們不受天氣、蛇和日軍的侵襲;有友善的士兵把口糧分給他們,有和尚讓他們在廢棄的寺廟裡過夜,有官員安排船隻載他們橫渡黃河—即使當時黃河的運輸已正式關閉。他們花了一整個月的時間才到達西安,這條死裡逃生的路線證明了上帝的偉大。雖然這段長征使艾偉德染上傷寒(typhoid fever),但她一個孩子也沒有失去。
艾偉德一康復後,就馬上投入工作,從不說累。她知道自己無法回到陽城,就留在西安服事難民、痲瘋病患和囚犯,又繼續進入山區向村民傳福音。這些都是會使人疲累的,但上帝經常提醒艾偉德這工作的重要性。有一次她去探訪一間獨處一隅的寺院,驚覺住在裡面的人早已準備好要接受福音,並且告訴她:「我們所等待的使者終於來了。」
她後來搬到南邊的成都,有四年時間在那裡關懷窮人,傳福音和教導聖經。她也在一間神學院女校裡擔負主要的教導任務。這是一間專為中國女子所設立的神學院,當時的艾偉德已經入籍中國,就像一個道地的中國人。
1949年,共產黨接管中國,艾偉德隨即回到英國。接下來的10年,她在學校裡任教,也不斷傳講見證,為中國宣教籌款。她無法忘記中國,那裡才是她真正的家鄉,她非常渴望回去。但新的中國政府拒絕讓她入境,她就決定到台灣定居。她在那裡成立孤兒院,用盡最後的年日來照顧更多兒童。
艾偉德於1970年1月3日去世,當時她已聲名大噪。不少雜誌撰文或出版傳記提到她翻山越嶺的奇妙經歷,以及她在中國其他的英勇事蹟。甚至有電影公司把她異乎尋常的事蹟拍成電影,但其中一些與事實不符合的劇情卻令她感到尷尬。無論如何,如此公開的聲譽還是有用的,幫助她為所愛的中國籌得更多款項。
這一切都顯得何等諷刺,她的語文和神學考試都不合格,還被批評說年紀太大不適合當宣教士。但艾偉德從不抱怨宣教機構對她的拒絕。有一次她承認:「我知道,若沒有人這麼做的話,當時的我看來會是多麼的愚昧。其實我不單學會說中文,過後幾年還能像當地人那樣讀寫中文,對我來說是上帝的偉大神蹟。」
她為上帝服事中國的心志從未動搖,事奉的熱誠也從未減退,然而她總是感謝上帝讓她有機會親身經歷祂的供應。事實上,她也覺得希奇,自己竟會蒙上帝的呼召去中國服事。她坦誠地說:「從我對中國所做的這些事來看,我並不是上帝的首選。我不知道他是誰,但必定是個男人,一個很有學識的人。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或許他過世了、或許是他不願意。上帝從天上向下望......看見艾偉德,就說:『好的,這個人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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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福客棧
關於艾偉德如何去到中國,以及她在那兒的生活事蹟都有許多著作曾詳盡地記載,甚至還被拍成一部電影。這真是一個戲劇化的故事,但卻容易叫讀者分心,看不清她對服事對象的影響力。然而,兩者都見證上帝的大能,顯出祂可以使用像艾偉德那樣平凡的人。
從倫敦到中國的旅程就是個神蹟。經過多天的行程後,火車在西伯利亞中部停了下來,前頭的戰事使得火車無法繼續前行。艾偉德必須步行超過一天,才能去到最靠近的市鎮,再繼續前往東岸的海參威(Vladivostok)。在那裡有個俄國官員前來搭訕—幾乎要強姦了她,他沒收她的護照,還想騙她留在當地作機械工人。後來不知從哪兒出現一位說英語的婦人,安排她逃到一艘前往日本的船上。在神戶,有人帶她去見一對英國宣教士夫婦,他們幫助她登上另一艘航向中國的船隻。11月8日,艾偉德終於踏上她夢寐以求、一心要事奉上帝的中國,展開了接下來17年刺激、精彩的事奉生涯。
陽城位在中國北部,艾偉德和勞生在那裡面對的是強烈反對福音的村民。他們深受傳統信仰和文化的影響,沒時間聽「洋鬼子」所謂的「福音」。但這兩位女士想到一個聰明的辦法:每天都有運載貨物的騾子商隊經過,她們可以開客棧招待路過的騾夫休息過夜,在晚餐時,透過說故事來娛樂他們,吸引他們留宿。
中國文化以八為吉祥數字,所以「八福客棧」就這樣產生了;很快地,這個客棧就因著兩位外國婦女和信主的中國人同工,以寓教於樂的方式講述故事而聞名。他們說的故事是一個名叫耶穌的中東男子的故事,祂尊貴的祖宗就是偉大的上帝;還說到耶穌活在簡樸的社會裡,如何克服種種問題。這是騾夫們可以認同的故事;他們感到十分有趣,還口耳相傳,無形中協助宣教士把福音傳遍這與世隔絕的山區。
艾偉德最初不會說中文,只能在門外做工。見騾隊經過,就捉住第一匹騾子拉入棚內,再勉強其他騾子跟著進來;然後餵食清理。不過,當她慢慢學會山西方言,就得以與同工一起造訪農村,向村民講故事。但當勞生失足意外去世後,艾偉德就面對第一個重大的考驗:沒有勞生的退休金津貼,怎能繼續經營這間客棧呢?
上帝的解決方法來得出其不意。陽城縣的縣長來到八福客棧,要求艾偉德成為他的「雙足檢察官」,挨家挨戶檢查女人是否已經不再裹小腳。當時中國政府正要結束婦女纏足的古老傳統—人們曾經認為裹小腳會使女孩變得更具吸引力,因此需要官員來執行這一個新法例。以當地的標準來看,艾偉德有雙「大」腳,是被委派去檢查女孩的雙腳,向她們解釋纏足殘忍又不健康的最佳人選。
艾偉德最初對這個擔任女子雙足檢察官的邀請相當抗拒,因為她千里迢迢來到中國是要傳福音—不是要檢查人的雙腳!但之後卻發現這是上帝給她作見證的完美機會。這任務讓她有權力去巡視各個村落、能支取薪水、有騾子代步,甚至還有兩位隨身保護她的衛兵。當她向縣長表示會同時向村民傳福音時,對方揮揮手表示說:「我不理會你的宗教,也不管你向誰傳教,這是每個人良心的問題。」這為艾偉德打開了傳福音的通行綠燈。
她就如此做,在白天四處去檢查女孩的雙腳,也乘機向村民講述耶穌的事蹟;晚上則在八福客棧傳講更多故事。後來,一個接一個聽眾接受耶穌為他們的救主,她為基督贏得許多靈魂,有的還成了她一生的朋友,成為她事奉的夥伴。
艾偉德溫柔又和善的作風,很快就贏得當地人的接納。縣長也對她刮目相看,甚至在當地監獄發生暴動時,找她去做調解。監獄長告訴她,囚犯們發瘋了,在互相殘殺。情況之暴力連獄卒也不敢進入。他說:「你一定要進去,平息暴動。」
艾偉德瞪大雙眼抗議:「你瘋了嗎?我進去的話,他們會殺了我的!」
監獄長反駁道:「他們怎能殺得了你呢?你四處告訴人說你有永活的上帝在你裡面,所以才來到這裡的。如果你傳的是真理,如果你的上帝可以保護你免受傷害的話,那你就可以平定這次動亂。」
為了保住上帝的名聲,艾偉德別無選擇,只好獨自進入監獄,看見的是令人震驚的情景。囚犯們正在打架,其中一個人拿著斧頭到處揮舞,還有幾個受害者躺在地上。那人向她走過來,不知從哪來的勇氣,她大聲命令道:「把斧頭給我,馬上給我!」
令艾偉德和其他囚犯驚訝的是,那人竟順從了。像學校的老師責備一班頑皮的小學生那樣,她命令他們排隊成列,向她解釋為何要打架。這時她才知道他們是因為監獄裡的環境太惡劣才會暴亂的:他們的食物不足果腹,沒有機會舒展筋骨,整天無所事事。她把這些情況向監獄長彙報,並說服他們去改善情況,為他們設置織布機和推磨石,讓囚犯在監獄中織布和磨穀,不但給自己使用,也可以拿出去販賣。艾偉德也開始探訪他們,向他們傳道。有幾位囚犯因此信主,其中一位馮姓人士日後還成為她事工的忠心支持者。
這件事使得艾偉德在農村一帶聲名大噪,群眾開始稱呼她的中文譯名「艾偉德」,意思是有德行的人。對於一個放棄一切來到異鄉的英國人來說,被人認同為中國人是她能得到的最高禮遇。1935年,她決定放棄英國護照,成為中國公民。有一次她寫信回家,說:「這實在是我的國家和人民。我現在活得完全像個中國婦人。我穿她們的衣服,吃她們的食物,說她們的語言—甚至是她們的方言,也像她們那樣思考。」
那位縣長也深受艾偉德的信心與行為所感動。多年來多次談到彼此的文化與信仰,他與艾偉德之間建立了相互的了解。有一天在一場宴會裡,縣長稱讚艾偉德在窮人、病人和囚犯中的工作,然後認真地宣佈:「艾偉德,我願意接受你的信仰,我要成為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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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是你的上帝......去吧!」
不過,主任見艾偉德那麼熱切想事奉上帝,就好心相告說:「還有一件事」,有對年老的宣教士夫婦剛從中國回來,需要有人幫忙打理在布里斯托(Bristol)的住家。主任試著問她:「你會考慮這個工作嗎?」
聽到對方這樣說,艾偉德幾乎哭了出來。又要再作女傭!她要去中國的夢看來是更加遙遠了。但這若是上帝要她去的,好吧......。
她愁眉不展地點點頭,記下那對夫婦的地址。不過,她很快就知道這一切都是上帝的計畫。雖然這工作與宣教完全無關,但費希爾(Fishers)宣教士夫婦那單純卻有力的信心大大啟發了艾偉德。當她與他們分享自己的夢想與失望時,他們向她保證上帝是信實的:「上帝永不會叫你失望。祂既差派你,就必會引導和供應你。或許祂不會照著你的心意回應你的禱告,但是祂必定會回應的。」
但是,她說,自己剛剛被拒絕了。上帝是在告訴她不要作宣教士了嗎?上帝是否仍要她去中國呢?夫婦二人並沒有給她答案,但說:「祂會在最好的時機向你顯明,繼續警醒和祈禱吧。」
「最好的時機」真的來了。在費希爾夫婦的建議下,艾偉德去到威爾斯的斯旺西(Swansea),在一個救援中心裏工作,幫助遇到困難的年輕女子。這些女子離開自己的村子蜂擁到城市裡找工作,結果卻淪落得身無分文,無家可歸;有的還在絕望中淪為娼妓。而像艾偉德這類「救援姊妹」的工作,就是去規勸她們接受救援中心的幫助,然後返回家鄉。這是一份有意義的工作,但艾偉德對中國仍念念不忘。有一天,她決定從頭讀完整本聖經,然後就被創世記12章1-2節所觸動。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艾偉德心跳加速,上帝也這樣吩咐她嗎?有一天,她讀到摩西離開他在曠野中舒適安穩的家園,把以色列人領出埃及。後來讀到尼希米即使在波斯王左右服事,他仍決定回到耶路撒冷去幫助他的同胞,他的決心也啓發了她。艾偉德心想「就像我一樣」。接著她高聲喊道:「但他不顧一切......他真的去了!」
就在那個時刻,似乎聽到有聲音對她說:「艾偉德,尼希米的上帝也是你的上帝嗎?」
她回答道:「當然是!」然後就聽到:「那麼就做尼希米所做的,去吧!」
她回應道:「但我不是尼希米。」
「你不是,但放心,我確實是他的上帝。」
這就對了!艾偉德知道她剛剛領受了前往中國的「出發指令」。現在剩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去到那兒。
她知道必須增加自己的積蓄,就搬回倫敦。僱傭中介派她去弗朗西斯.榮赫鵬(Francis Younghusband,一位曾遠征中亞和中國地區的著名探險家)的家。她用最後的積蓄買了火車票,去到那兒,走進自己的房間,把聖經、靈修書籍和最後的2.5便士放在床上,然後禱告說:「上帝啊,這是我要向人傳講用的聖經,我所有的東西都在這裡。祢若要用我,我就帶著這些去中國。」
話剛說完,就有人召喚她去見女主人。這位仁慈的女士告訴她,她的習慣是補償新來的女傭到這裡所花的交通費用,然後就給她三先令硬幣—這比她的車票錢還多。她緊握著這些錢,驚嘆地回到樓上。上帝剛剛向她顯明祂會供應!
這個小神蹟堅固了艾偉德的心,她就盡快去到旅行社要預訂去中國的船票。但卻驚訝地發現最便宜的船票也要90英鎊,她想到自己怎麼樣也存不到這麼多錢。然而,還有另一個較能負擔得起的選擇—由陸路跋山涉水5,000英里,乘坐西伯利亞鐵路列車,經過荷蘭、德國、波蘭、蘇聯和西伯利亞,然後坐船前往中國;這要耗費幾個星期的時間,但只需不到48英鎊的花費。
但還有個障礙:火車會經過當時的戰區。她被告知,在中俄邊境將有一場尚未公開宣戰的戰爭,威脅到鐵道的路線。艾偉德不理代辦旅行社的警告,要求馬上預訂一張車票,她先支付三英鎊作為訂金,以後再每星期分期付款。她輕鬆地說:「我真的不在意那場荒唐的戰爭。等我籌到其餘款項時,戰爭肯定已經結束了。」
旅行社的承辦人員不肯賣車票給她,強烈抗議道:「我們不願意讓顧客去送死。」但艾偉德堅持不屈,就成功預訂了車票。
打贏了這場小仗,向中國行邁進了第一步,她接下來就更埋頭苦幹,盡力賺錢。她身兼多職:在廚房裡的幫傭、清潔工人,以及女服務生,還把手頭上所有的東西都變賣了,包括她最好的一雙鞋。她經常提醒自己:「一切都是為了中國。」13上帝也一路加添她的儲蓄,不時給她增添小小的「獎金」。因此,艾偉德在一年內就付清了全數的火車費用,比她預計的三年時間要短得多。上帝給她多兩年的時間在中國服事。
她下一步是要想想到中國後究竟要做什麼。有一天她無意中聽到朋友的對話,談到一位73歲派駐中國的宣教士,需要「一些年輕女士」來繼續她的事工。艾偉德眼前一亮,對自己說:「那就是我,沒錯。」14費希爾夫婦說得對:上帝在祂的時間裡,會揭示對她的計畫。
她寫信給勞生女士(Jeannie…
二、我要去中國嗎?
當艾偉德年少時,沒有人會覺得她有資格成為宣教士。她出生在倫敦以北愛民頓的一個勞工階層家庭裡,父親是郵差,母親是郵務工人;她矮小削瘦,只有五英尺高。
艾偉德向來意志高昂,但比起傳道,她似乎對表演更有興趣。她在校成績並不好,雖然老師也發現她確實有在努力嘗試要改善成績。輟學之後,她四處打工,做過女傭、店員和保母。在工作之餘,她報讀戲劇班,希望加入戲劇界。
艾偉德自小在聖公會的傳統下長大,對宗教並沒有很多的想法。但有一天,在前往倫敦參加一個舞會的途中,不知何故,她與同行的朋友分開了,陷在正走入一間教會的一大群人群中。她無法擠出人群,只好坐在教會裡等待聚會結束,無意間聽到講員談到宣教的重要性。這信息點亮她的心靈,她不知道上帝是否會呼召她到海外傳福音。當朋友聽到她的說法,都叫她打消念頭,說:「妳不要這麼傻。跟我們去看電影、跳舞、看戲劇;又或者去結識我們在公園遇見的可愛男孩吧。」
但上帝已在艾偉德的心中燃起火苗,現在正要煽起火焰。在接下來的教會聚會裡,艾偉德接受耶穌基督為她的救主,又把一生奉獻給祂。她加入「年輕人生命運動」(Young Life Campaign),是一個組織年輕人去佈道的團隊;在他們的一份雜誌裡讀到一篇關於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未曾聽聞福音的報導。艾偉德後來回憶道,這篇文章讓她「印象十分深刻」。她說:「當我知道千萬的中國人未聽聞福音,讓我十分驚訝;我感到要為這做點事。」
她認為這些「事情」應該由聰明或有天分的人來做。於是她就去詢問一些朋友、前僱主,還有當時在軍隊中服役的弟弟羅倫斯。他們都拒絕她。羅倫斯還理直氣壯地說:「我不要做!那是老女傭的工作。為什麼你不自己去呢?」
艾偉德聽了很生氣,她想:「這確實是老女傭的工作。」這樣的工作當然需要聰明、有才能、有經驗、有魄力的人去做,不是嗎?她怎麼有資格呢?
不過,弟弟的話在她心裡生根滋長;即使是在他們交談的數天後,仍然在她腦中響起。她開始問自己:「為什麼不是我呢?為何我自己不去,而要推別人去中國呢?」這個想法不久就變成了一個信念,跟著形成一個全面的計畫—對,艾偉德要成為一位宣教士,她要去中國。
她的父親表示懷疑,指出艾偉德既不會護理也不會教導。但她並沒有因此知難而退,甚至還跑到倫敦著名的演說角落(Speakers’ Corner)去操練公開講道。沒有什麼事物能阻止她去中國。
不過,她首先要學會所需的技能、學會中文,還要解決財務和交通的問題,才能完成這艱巨的大任務。她想,憑她的熱忱和委身一定能作成這事。
不幸的是,中國內地會並不這麼認為。艾偉德腦裡仍然響起主任的話:「你若繼續下去,是在浪費大家的時間與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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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點也不好
主任的語氣溫柔又善良,但說話的內容卻讓人洩氣。
艾偉德在神學或中文的成績都不理想。主任輕聲地重複道:「成績不好,你繼續讀下去是沒有意思的。我們只是好意、測試性地錄取你,你若繼續下去,是在浪費大家的時間和金錢......。」
他的聲音愈來愈輕;似乎不必再談下去了。他沒有正面說出理由,但已經表明意思:艾偉德考試不合格,不能去中國作宣教士。
不合格!她或許不會感到太過意外,畢竟她從來都不曾是個好學生。她考試鮮少及格,14歲就輟學當起女傭,對事實或數字也沒有多少概念;更糟的是,他們說她年紀稍微大了一點,這真的讓她特別難過。
那位主任同情地解釋道:「你若留在內地會訓練中心待三年,然後再被差出去,到那裡時都快30歲了。經驗告訴我們,除非學生天資過人,否則,過了30歲就很難學會中文了。」
28歲的艾偉德在申請加入中國內地會—今天的海外基督使團(OMF International)時,根本沒有想過會聽到這樣的話。她知道自己的成績不好又沒有實用的技術或經驗,這的確對她不利,但還是盼望她真誠信靠上帝又熱心為祂作見證的意願,能打動面試並審核的人員。他們確實被她打動了,讓她試讀一個學期,以證明她可以應付正規課程。
三個月以來,艾偉德捱完聖經和宣教歷史課,卻難以掌握要領;而中文課更是困難。考試對她來說也是一個難關,但她相信上帝會幫助她及格的。結果盼望落空。
主任的話在她耳邊迴響,刺透她的心靈,她熱淚盈眶,强忍淚水,對自己說:「這完全不合理。」她渴望去到中國,向人傳揚上帝永恆不變的愛。這不是上帝所要的嗎?祂不是給她強烈要去中國的信念作為確據了嗎?上帝弄錯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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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畢業」與事奉
1927年8月宋尚節得以離開精神病院。在一位美國牧師和中國領事介入、與神學院談判之後,神學院同意釋放宋尚節,條件是他必須返回中國。三個月後,他乘船返回故鄉。當中國的海岸線漸入眼簾時,宋尚節又再次衡量他的選擇。有化學博士證書在手,他可輕易在祖國取得大學教授的教席;或是如多年前所許下的諾言,奉獻為上帝工作。
他毫不猶豫地把手探入行李箱,找出八年來在美國所賺得的學歷證書和獎狀。上船之前他就已經把所有他稱為「撒但之書」的神學課本給燒掉了。他抽出博士證書放在一邊,他知道這是父親會引以為傲的;然後把其餘的帶到甲板上,扔入海中。當證書飄落海面,他滿意地點點頭。這是他向福音的委身。從此以後他沒有事業、沒有聲譽、沒有榮耀;他人生的每一分鐘都是為上帝贏取人心。當他登上岸時,不再是化學博士宋尚節,而是宋傳道。
在接下來的大約15年裡,宋尚節全心全意實踐承諾,在故鄉興化開始傳道,然後加入伯特利佈道團,把福音傳給東北、南北各省分。有人估計這佈道團在第一年裡就接觸了超過40萬人。幾年之後,宋尚節決定離開團隊,作個獨立、巡迴的佈道家。他繼續穿州越省,在農村的小教會裡佈道教導。
大約在1935年起,宋尚節把傳福音的禾場擴展到更遠的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越南、緬甸、印尼和台灣,曾五次拜訪東南亞。這些國家的眾多教會都把屬靈復興歸功於宋尚節,他激烈的講道方式重錘出擊,對付罪惡不留餘地,絕不含糊。對他而言,「主啊,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的禱告是不足夠的,他挑戰聽眾為特定的罪行悔改,並且加以改正。他的講道常讓許多人羞愧地流淚,公開承認罪行。在某些教會裡,他甚至指責教會的領袖和牧師,強調他們也犯了罪,不惜得罪他們。
他也以戲劇和表演天分聞名。除了用自創比喻和分享真實故事來說明其重點外,他也會親自扮演聖經人物的角色。有一次他甚至把一副小棺木放上台然後自己跳進去,以此強調財富不能拯救人脫離死亡。他的講道也常常會以唱詩或禱告來做結束。
宋尚節在事奉時總會倚靠兩個操練來加添服事上帝的熱情:恆常禱告和讀經。當他不用講道時,就花幾小時與主談話,讀祂的話語。論到信心,他曾說:「信心就是跪下來看著上帝動工。」他鼓勵信徒深入發掘上帝的話語,也組織無數研經大會,逐卷逐書教導聖經。
不過,「一根蠟燭兩頭燒」的生活方式對宋尚節的健康不大好。腸結核使他身體衰弱,加上繁重的傳道行程,他在1944年8月18日去世,享年只有42歲。
在當時,他已得到「中國的施洗約翰」的雅號,又有人稱他為「中國的約翰衛斯理」。許多人把亞洲的屬靈甦醒歸功於他孜孜不倦地事奉。有人估計,超過十萬中國人因著他認識主,數以千計的人聽了他的講道和教導後,重新獻身給主。今天,東南亞許多教會仍然對他的造訪津津樂道,指出他的講道如何復興他們的社區,帶領數以千計的人歸向耶穌基督。
宋尚節的朋友、退休宣教士舒伯特( William E. Schubert)牧師在其著作《懷念宋尚節》(I Remember John Sung)一書中寫道:「宋尚節大概是本世紀最偉大的傳道人。我幾乎聽過從1910年直到如今的所有偉大講員的講道……然而,宋尚節的講臺魅力都超越他們,有長久驚人的果效為證。」
這個在精神病院裡待了六個月的「瘋子」,顯然非常清楚自己在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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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生
那天晚上,他正在祈禱和讀聖經,奇怪的事發生了。首先,他覺得他深重的罪孽重重壓在心頭,感到幾乎窒息。他一生的過犯都閃現在眼前,似乎沒有什麼可以除去他的罪疚。在絕望之時,他翻開路加福音23章,找到作者描述耶穌被釘十字架的情景。讀著這故事,昔日的情況好像活現在腦海中。彷彿他本人就站在十字架下,抬頭仰望垂死的耶穌,希望他不必因自己的罪而受罰。當他曉得自己的困境時,眼淚不禁潸然流下。當他祈求上帝的赦免時,似乎聽到溫柔的聲音說:「我兒,你的罪得赦免了。」
突然之間,那整晚壓在他身上的重擔脫落了,接著感受到莫大的溫暖和潔淨。宋尚節馬上知道那是什麼—是聖靈,向他表明他真的被赦免,真的得救了。得赦免!這句話在宋尚節的嘴邊就像蜂蜜一樣,他深深嚐到其中的意義。他本來失喪,現在被尋回;他本來是有罪的,如今得到赦免;他本來是死的,如今得以重生。
「哈利路亞!」他一次又一次跳躍著讚美上帝。眼淚不住地流下,他從未感到如此喜樂—無盡的喜樂流通他整個全人。他跟著直覺衝出房門,走到宿舍的走廊上高聲讚美上帝。他怎能隱藏這事呢?怎能容讓好友們繼續活在不信的黑暗中呢?怎能不與他們分享這奇妙的發現呢?他馬上去找老師和同學,告訴他們上帝在他自己身上的作為,催促他們歸向基督。
對那些預備好領受的人來說,他是溫柔又有說服力的;對其他人來說,他卻是強硬甚至是批判的。他把最嚴厲的話留給屏棄聖經教導的講師,指責他們:「你們使我失去信仰。」
忠言逆耳。神學院的管理層對宋尚節突然由鬱悶變為狂喜感到擔心,認為他精神失常,把他送入醫院的精神科病房。他們後來寫報告說他因精神崩潰而產生幻想和幻覺。神學院的檔案紀錄與宋尚節以及眾朋友對他在被囚禁之前、期間、之後的行為描述大有出入;對於宋尚節在醫院裡那193天所發生的事也意見相左。
不過,宋尚節自己認為那六個月是上帝的安排。他被囚在一間小房間內,只有聖經和一枝筆為伴,在那漫長的193個日夜裡他得到充分休養,並反覆思考那幾個星期、幾個月裡所發生的事情。他真的瘋了嗎?2月10日所發生的事是他的幻想虛構嗎?他究竟要相信什麼?—是協和神學院的自由主義學說,還是聖經記載耶穌基督的死而復活呢?
要找出真相只有一個方法:讀聖經。因此宋尚節從創世記讀到啟示錄,從第一頁讀到最後一頁。不只一次、兩次,也不是三次,而是四十次,他逐卷逐章細細閱讀,要明白自己屬靈甦醒的真相。他傾注所有的才智和專注力,反覆咀嚼聖經的字句,回想父親從前的教導,又以身為科學家的理性和邏輯來測試之。
那193天的生活和40遍的聖經閱讀,是宋尚節人生的關鍵時刻。在屬靈甦醒之後,這些經歷成了他對上帝話語認識和了解的基礎,賦與他能力與權柄去傳揚福音和教導真理。後來,他稱那間精神病醫院為他真正的神學院,而非協和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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