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就是難以置信

簡單來說，孫德生感到難以置信；52歲的他不敢相信自己手上這封由中國內地會（CIM）的理事會寄來的信件內容。中國內地會就是1865年由戴德生所創立、令人欽佩的宣教機構；信件內容說到需要有位總幹事出來領導差會，理事會認為孫德生這個紐西蘭人是個合適的人選。

朋友們都稱他為Ossie的孫德生猜想著：他們一定是搞錯了。的確，他來自一個敬虔的基督教家庭，是位出色的講員，也是中國內地會在澳洲和紐西蘭的主任，監管由大洋洲派出的宣教士；但是接手該會的最高職位卻完全是另一回事！總幹事需要監督好幾百個宣教士，當中不乏經驗豐富者，他們會對孫德生這個未曾踏足宣教禾場一天的前律師作何想法呢？他們怎麼會尊重一個未完成宣教學課程的人呢？孫德生心裡想：這真是太荒謬了。

更糟的是，這個已有90年歷史的宣教機構目前正面臨歷來最混亂的時期。自共產黨接管中國以後，這個主要的宣教禾場境內的宣教士，大多都被驅逐出境了，內地會的領袖們因此不知如何是好。因著諸多的考量和選擇，各個主管之間的意見也大大分歧。他們應該把宣教士重新安排調到亞洲其他的國家去嗎？若是的話，要去哪個國家呢？他們對這個區域毫不熟悉，又當怎麼進去呢？或是要忠於差會的名字，繼續專注在中國傳福音呢？而最重要的，上帝對中國內地會的心意是什麼呢？

雪上加霜的是，差會正面對領導層的危機。自從前總幹事豪頓（Frank Houghton）主教因工作過度勞累、身體欠佳而辭去職務之後，這最高的領導位置就懸空了三年。這事驅使差會進行改組，重新安排海外主任與總幹事的職責：海外主任督導海外宣教禾場的事工，而總幹事負責監督其他事務。當理事會開始尋找合適人選時，其中一位人選卻死於飛機失事。

孫德生早就料到會被邀請擔任這職位。不久之前就有人提議讓區域主任（他就是其中一員）來擔任這個職位，因為他們比事工主任更適合。孫德生大吃一驚，馬上表示不會考慮。

不過，他倒不是第一次面對如此令人害怕的情況。之前就有好幾次類似的經驗，被要求負起他自認為無力承擔的職責和任務。但他記得，每一次在他憑信心邁出順服的第一步之後（重點是之後），上帝就賜給他所需的力量以完成工作。如今上帝也要他這麼做嗎？

雖然理事會的邀請來得唐突，但孫德生相信這群虔誠的理事也是在經過長時間的祈禱和考慮後才發出如此邀請的。他至少也應該要仔細考慮、好好祈禱，才能給對方一個慎重的回覆。

接下來的幾天，孫德生花了許多時間為這事禱告，又與妻子伊迪絲（Edith）互相討論。那時候的她身在澳洲他們事奉的基地，而他自己則身在紐西蘭。夫婦二人相互通信，討論這項職務對彼此、對十幾歲的兒子威伯（Wilbur）和整個家族的影響。在討論的過程中，他心裡漸漸確信上帝要他接受這個崗位，即使他心裡是萬分的不願意。

伊迪絲也頗有同感。她承認自己不想要丈夫再承擔更多的任務，但愈禱告，就愈覺得這事是無可避免的。

這樣的感覺實在不好受。他覺得自己完全無法勝任，這是52年來從未有過的强烈感受。更諷刺的是，他年輕時就已獻身想要成為宣教士，如今卻被要求去帶領一個宣教機構而不是出去宣教。這真的是上帝對他的心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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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別充耳不聞！」

關於耶德遜在緬甸艱辛生活的記錄不少。他兩次喪偶，十三個兒女中，有七個早逝。當英國與緬甸的戰爭爆發時，這位說著英語的美國人被誣告為敵方的間諜。於是他身陷囹圄，雙腳被拷上鐵鍊，在惡劣的環境中度過一年半以上的時間。他在1825年11月獲釋，許多囚友還等不到釋放的日子，就死在獄中。

傳福音的事工也非常艱難。1819年6月，耶德遜努力了六年之後，才見到第一位信徒受洗。他在日記裡寫著：「噢，但願這成為緬甸帝國今後一連串洗禮的開始，不受干擾，邁向成功，直到時代的末了。」即便難以跨越兩方文化與語言的巨大分歧，難以接觸那些抗拒、甚至是敵視基督教的人們，他依然堅信福音的大能。三、四年過後，信徒的人數才增至18人。

耶德遜在緬甸常寫信回美國，呼籲更多人加入他的行列。他告誡收信人別充耳不聞，「千萬不朽靈魂，日日夜夜在黑暗痛苦中悲痛呼喊：『美國的眾光明子女啊，來營救我們吧！我們正陷入地獄之中，來拯救我們吧！』」

他也警告準宣教士不要忘記主呼召他們的目的。他寫道：「撒但會同情你所遇到的困難，牠會給你一些較容易、讓你可以用母語來服事人的工作機會，諸如在郊區小教堂的牧會職位、一些政府職務、一些教授或編輯職位、文學或科學上的追求，或至少是在學校制度裡額外的調動，換句話說，就是任何讓你不必操練品格、又可以擺脫真正宣教的事情。」

與此同時，耶德遜依舊堅持傳道，並刻苦地學習緬甸語，著手把聖經譯為緬甸文。他堅定認為，人們需要用自己的語文聽到並閱讀上帝的話語。他也編纂了一本緬英字典，成為該國日後字典和文法叢書的基礎。

1827年，耶德遜接觸當地的原住民克倫族，是第一位帶給他們上帝話語的宣教士。克倫族人稍後孕育出該國第一位本土牧師。

耶德遜在緬甸的38年間，一個深深的意念不斷地在推動他：確保更多人能認識主耶穌，罪得赦免，得到永生的盼望。他永不忘記是雅各的死亡領他走上這條路的。雅各曾如此自信地宣告無神論，臨死時卻沒有得救的盼望。如果可以的話，耶德遜不會再讓任何人像雅各那樣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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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祢要我做什麼？」

1808年10月，耶德遜進入安道弗神學院（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整個人彷彿脫胎換骨。他不再是個自然神論或無神論者，他知道自己人生所追求的是什麼：不是世人所賦予的榮譽，而是上帝的認可。他曾禱告說：「主啊，我渴望討祢喜悅勝過一切。祢要我做什麼呢？」耶德遜篤定他的人生只有一個目標：服事主並討主喜悅。他惟一的問題就是「要怎麼做」。

1809年9月，他得到答案了。一天，他讀到一位牧師所寫的〈東方之星〉（Star in the East），內容詳細談到福音廣傳的機會。隨著大英帝國的版圖向亞洲擴張、大型貿易公司在印度和東亞地區拓展業務的同時，無形中就為宣教士鋪路，使他們得以進入未曾聽聞上帝話語的疆界。這信息是清晰的：傳揚福音的道路正在開啓中。

這個報導打動耶德遜的心弦。這不正是基督對門徒的吩咐嗎？他的主不也如此命令他「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馬太福音28章19-20節）

在接下來的日子裡，耶德遜所思想的都是這些。那份報導以及關於基督大使命的急迫性，在他腦海中揮之不去；他還想像自己遊走在亞洲的浪漫情景，四處去向人述說耶穌死而復活的事蹟。不過，真正煩擾他的，是想到每天有千萬人們因他們的罪被壓傷，在絕望中死去，就像雅各一樣。

他無法專注學業，四處向同學和朋友提到宣教的急迫性。他高興地發現有些人也有同樣負擔，不久後他們就定期相聚一起—為有更多人認識基督的救恩禱告；又求告上帝打開門戶，以致他們可以到海外宣教傳揚福音。這樣的禱告聚會是受到著名的「乾草堆禱告會」（如此命名是因為禱告會的地點就在一個乾草堆的棚子裡）的啓發。這個被稱之為「乾草堆小組」代表著美國宣教運動的開始。對耶德遜來說，也代表著他事奉的起點，以及充滿冒險、痛苦、喜樂、悲傷、失望和滿足的人生。

1812年，他在結婚後乘船到印度的加爾各答。不過，當地的殖民政府卻不歡迎宣教士，擔心他們的傳講會引起社群之間的緊張關係，破壞他們有利可圖的商貿協議。耶德遜不氣餒，轉身進入緬甸，在那裡度過他接下來38年的人生—期間只回到美國一次—向千萬未曾聽過耶穌的人傳揚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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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個人在隔壁的房間裡奄奄一息

有個人在隔壁的房間裡奄奄一息。呻吟和喘氣的聲音透過旅店的牆壁傳來；還聽見人們出入那房間、壓低嗓門互問還可以為那垂死的人作些什麼的討論聲。

耶德遜對1808年那天晚上的情景，並不感到意外。因為在他要入住紐約城外這間鄉間旅店時，店長就已經據實告知：只剩下一間空房，但住在隔壁的男人的生命情況危急，店長滿懷歉意地問他，是否介意住在他的隔壁。

耶德遜不屑地搖搖頭表示他不會害怕。他宣稱死亡對他來說，不會帶來任何恐懼。畢竟他是個自然神論者、無神論者，也是個懷疑論者。他認為上帝或是靈界根本不存在，即使存在，這些所謂的神祗也不會對人間的事物有興趣，他又有什麼好怕的。

這樣的觀念是由普洛威頓斯羅德島學院（College of Rhode Island and Providence Plantations，即今天的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的一位同學所提出的。雅各•艾米斯（Jacob Eames）是一位聰穎又風趣的學長，把耶德遜引入一群富裕、有教養，又擁抱如此哲學思想的知識分子圈子裡。經過多番交談後，雅各早已說服了耶德遜，認為上帝並不關心人類。當人們用理性來研究哲學、歷史、科學、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時，這似乎是個合理的結論。這是個流行一時的觀點，多半的學生都接受這個方式，擺脫他們那看似過時的傳統觀念與教養。

仍在大學裡的耶德遜被這種哲理深深吸引，就毅然決定放棄基督教的信仰。他的父母傷心極了。他那身為牧師的父親還曾看著三歲的兒子沾沾自喜，因為在母親的教導下，他已經能向父親背誦一整章的聖經經文。這三歲的孩子後來長大成為聰明伶俐的年輕人，在校成績一向名列前茅，更以全班第一名的姿態從大學畢業。他聰穎敏銳，又有語言天分，前途注定一片光明。或許，耶德遜的父親曾想過，他這個兒子還可能會跟隨他的腳蹤，加入傳道人的行列。

不過，耶德遜在二十歲生日那天卻投下了一枚震撼彈。他告訴父親，他已經丟棄兒時信仰有一段時間了。父子倆針鋒相對的對話讓母親潸然淚下，但這年輕人依舊故我不肯聽從母親的懇求。他說要忘掉神學，要去紐約市投身舞臺劇場。

他加入一群巡迴演員的行列，騎著馬周遊美國的幾個州，過著他夢想中充滿冒險的生活。不久，他停駐在紐約市區外，準備在一間鄉間的旅店暫住一晚。

然而，那穿牆而來、既痛苦又絕望的呻吟聲，使耶德遜久久不能入睡。他躺在床上思潮起伏，十分不安。他想，那個可憐人準備好面對死亡了嗎？而他自己又預備好要面對死亡了嗎？他死後會去哪裡呢？他若是個基督徒，會有不同的結果嗎？他是否會走向地獄，如他自小所聽聞的？

耶德遜嘗試壓抑這些想法。他糾正自己說，這是何等愚昧。自然神論者不會為這種事情煩心的，對嗎？同僚們若知道他有這樣的想法，會說什麼呢？

耶德遜在床上輾轉反側，試著忽視那呻吟。幾小時後，隔壁房終於安靜下來了。他想，或許那個可憐人最終有所好轉；又或許……他不寒而慄，不敢再往壞處去想。

翌日太陽升起，耶德遜馬上跳下床。他幾乎徹夜未眠，迫不及待想要知道隔壁房客發生了什麼事。當旅店的老闆說那人昨夜死了，他並不太感驚愕。耶德遜問：「你知道他是誰嗎？」當聽到回覆時，他卻大大震驚。

「我知道，他是個來自普洛威頓斯學院的年輕人；名叫雅各•艾米斯。」…

五、貝蘇菲的傳承

在新加坡，貝蘇菲始終要面對的挑戰，就是妨礙女性成功的保守態度與偏見。即使她後來成為一名成熟的宣教士，有些男同工仍然會質疑女性是否應該加入教育行列。但很多人則很快指出上帝藉著貝蘇菲、透過學校和她所接觸的人，使福音大大廣傳。

她在佈道和教育方面的努力，也為新加坡歷史留下恆久的痕跡。她成功勸導華人父母送女兒到學校讀書，與其他人的努力相輔相成，為日後更多的女校鋪平道路。

貝蘇菲成立的兩間學校如今成了新加坡最好的學校。泰米爾女子學校日後成了美以美女子中學（Methodist Girls’School），而英華女子學校成了菲爾弗爾德衛理學校（Fairfield Methodist Secondary School），是以一位慷慨幫助學校建成新校舍的美國捐助人來命名的。這兩所學校一代又一代地繼續培養學生，把基督的信仰帶到社會的各行各業，不論醫療、政治、商業或社會工作等。

一位宣教士校長在1920年出版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我們每一天都見到果效，『值得嗎？』這個問題在這裡是毫無意義的。」她指出，這一代受過教育的基督徒姊妹，將「在最重要的地方」帶動文明。

1927年，貝蘇菲退休回到澳洲。在1945年7月3日離世前，她曾幾次造訪新加坡，會見她所接觸以及受到她影響而改變生命的許多女孩。

其中一位女孩是漢迪（Ellice Handy），曾經是她的學生，又在寧德之家住宿；後來成了美以美女子中學第一位亞裔校長。她回想貝蘇菲對她們的教導：聖經是「生命的原則」，她說貝女士從不錯過全校的晚禱會。每個星期五，每位女生都要背誦一節經文，貝蘇菲總會幫助那些在掙扎中的人，以最溫柔的方式矯正她們的錯誤。漢迪總結說：「她是我們每個人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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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走馬上任

理納德女士和寧德女士的評估都正確：貝蘇菲真的是上帝為新加坡而預備的。幾個星期之內就有機會開辦一間女子學校，來配合奧爾德姆牧師的英華男校，因有幾位泰米爾族（Tamil）商人正為女兒尋找教育機會。

貝蘇菲馬上抓住機會，在城中找到一間小商店並獲得一個空間，開始添購家具。8月15日，她到達還不到一個月，泰米爾女子學校（Tamil Girl’s School）正式啓用。雖然只有九位女同學，但她們非常熱愛學習，還告訴貝蘇菲她們寧願上學也不願去度假。

不過，貝蘇菲的第二次教育探險，卻碰到困難重重。

新加坡雖然是個多元種族、宗教和人種的有趣社會，但大部分的人口還是華人。貝蘇菲很想接觸這個族群，就決定在華人聚居的唐人街設立辦事處。她開始穿街走巷，挨家挨戶地傳福音，又勸人們把女兒送去學校讀書。她與奧爾德姆牧師都有同感，相信傳福音也包括改善人們的生活，而教育就是幫助他們的關鍵。

該區很多家庭都是土生華人（Peranakan），也稱為海峽華人（Straits-born Chinese）或峇峇（Baba）。他們的祖先多年前從中國移民而來，他們則是在馬來亞或新加坡出生，已融入本地文化，也說著馬來語；這是貝蘇菲目前所要學習的。

貝蘇菲起初在做家訪時根本遇不到家中的女人；當她叩門時，她們好像都失蹤了。後來才知道這是因為流言四起，說殖民地政府派一個白人女子來作「間諜」，查看有誰在家裡賭博；賭博是當時社會所不允許的。

驅散謠言之後，貝蘇菲發現人們更喜歡打聽她的隱私。當地婦女見她年輕活潑、條件不錯，就是不明白她為何沒有結婚。不可避免地，有人透過幫她翻譯的人，問了她以下這些問題：「她從哪裡來？」「她結婚了沒有？」然後是「她幾歲了？」接著會問：「為什麼她母親不安排她結婚？」

這些問題都顯示了貝蘇菲所面對的挑戰：這是個傳統、保守的華人社區，多半人奉行傳統宗教習俗，不認為女子需要受教育。她們認為女人應該留在家裡，所以不必受教育。對此，她倒是不太驚訝—因為當她要離開家成為宣教士時，也是面對類似的反對。

當地父母確實十分反對，他們說：「我們不想女兒出去謀生」；有個女人甚至對她說：若女兒與兒子一起讀一本書，那麼女兒會學盡一切，不留半點給兒子。女孩愚昧沒有關係，但男孩就必須聰明。

但貝蘇菲堅持不懈。她以幽默感來處理那些令人尷尬的私人問題，繼續探訪家庭。久而久之，她溫柔誠懇的態度漸漸贏得人心，居民開始邀請她進入家裡，聽她分享信仰。有一位婦人甚至騰出家裡的空間，讓她開辦另一間女子學校。貝蘇菲欣然接受了，英華女子學校（Anglo-Chinese Girls’ School）就此誕生。一開始只有八位女生，當大家口耳相傳說這裡會教養女孩如何成為賢妻良母，人數因此慢慢增長。

有一次，奧爾德姆牧師請她收留英華學校一位男生的妹妹，這使得貝蘇菲開始籌辦一間宿舍以收留有需要的學生。看到更多女孩需要宿舍，她就把原本是女教職員和女宣教士住的「女執事之家」（Deaconess Home）改成宿舍。1890年5月正式開放，不只接收學生，也收容離家出走的、被拯救脫離奴隸生活的、被人丟棄的，以及孤兒。

這間宿舍後來以支持貝蘇菲宣教的寧德女士命名，稱為寧德之家 （Nind Home）。這所宿舍不只影響了入住的女孩們，最後也對整個新加坡社會造成影響。許多寧德之家的女孩日後都成了宣教士和老師。…

三、改變事工的方向

看來上帝早在貝蘇菲到達印度之前就已為她鋪排道路去到新加坡了。她在馬德拉斯（Madras，現在的金奈 [Chennai]）遇見到那兒開會的奧爾德姆牧師（WiIliam Oldham）。當他聽到她的故事，馬上知道上帝應允了他的祈禱。

奧爾德姆牧師在馬來半島南端的小島新加坡開設了一間衛理宗教會，急需資金和人手。這個東南亞的宣教工場不斷在擴展中，非常需要女宣教士來發展姊妹的事工，她們多是剛成立的英華男校學生的母親和姊妹。他曾向婦女海外宣教協會發出請求，但都得不到回應，因為類似的申請太多了。然後，明尼蘇達州的新分會聽到奧爾德姆牧師的請求，該會秘書寧德女士（Mary Nind）做出著名的宣告：「氣候冰冷的明尼蘇達州會把福音帶給住在赤道的婦女們。」

這分會籌得3,000美元—由寧德女士自掏腰包—但卻沒有適合的人選去到新加坡。婦女們就發動全天的禱告會，懇求上帝差派工人。

不久，上帝真的動工了，安排奧爾德姆牧師與貝蘇菲在數千英里外的馬德拉斯見面。寧德女士日後寫道：「上帝的心意是安排貝蘇菲去到新加坡」。奧爾德姆牧師馬上要求宣教協會委派貝蘇菲。這當然需要一些時間，貝蘇菲就在印度等待了幾星期，不知道將來會是怎樣的情況。

不過，貝蘇菲也沒有白白地空等。她決定要善用每一天，就四處尋找工作，結果被派到北印度的莫拉達巴德（Moradabad）的一間女子學校任教。這是一段短暫卻負有意義的時間，讓她適應熱帶氣候以及異國文化。大約在到達印度的六個月之後，她於1887年7月16日到達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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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貝蘇菲可以自由服事了」

1857年10月18日，貝蘇菲誕生於澳洲新南威爾斯古爾本市（Goulburn）的一個敬虔家庭裡，由於她母親的娘家與許多著名的宣教士有關，例如馬禮遜（Robert Morrison）、莫法特（Robert Moffat）和李文斯頓（David Livingstone），所以她從小就聽聞母親提到宣教士的工作和事蹟。

之後，她也有機會親自與宣教士見面。母親曾派年幼的她去與一位伯母同住，在那兒遇見從美國來傳福音、到她教會講道的理納德女士（Leonard）。貝蘇菲後來回憶道：「那種陌生奇怪的感覺使我害怕。」一些保守的信徒必定會同意：對當時來說，一個女人公開講道幾乎是前所未聞的。但聽過理納德女士講道的人，包括貝蘇菲的兄弟修（Hugh）在內，都被她所教導、關於成聖的課題所吸引。

當她們見面時，經驗豐富的宣教士理納德女士問貝蘇菲信主多久，然後對她說：「尋求基督對妳的心意。」

這句簡單的話深深打動貝蘇菲，連續幾天都驅之不散。母親見她困擾不安的樣子，就說：「這些聚會太影響貝蘇菲了；晚上她必須要留在家裡。」但這也沒用。幾天之後，經過祈禱，貝蘇菲突然感到平安的確據臨到她。上帝似乎直接藉著約翰福音10章10節向她說話：「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貝蘇菲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她接受理納德女士先前的話，相信上帝正向她顯明祂的計畫。但她對這樣的安排仍缺乏信心。由於她的教會不曾差派單身女子成為宣教士，她必須要得到有此先例的美國婦女海外宣教協會的差派才行。一切安排就緒後，1886年12月10日，貝蘇菲就啓程前往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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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這是從來沒有的事

貝蘇菲最害怕的事好像就快發生了。她如今人在印度，離家數千英里之外，準備好要獻身投入宣教工作。莊稼已經熟了—千萬人還未曾聽聞福音，但為主做工的人卻寥寥可數。她到達後應該忙得不可開交才是。

然而，她卻無所事事。雖然她願意做任何的事情，但這位新進的宣教士似乎沒有找到適合的角色。她猜想這也許與她未婚的婚姻狀況和性別有關。貝蘇菲願意成為一名宣教士，並且離開家鄉去到主所指示她的地方，這樣的想法算是當時社會的先驅。對家鄉那保守的教會來說，要差派單身女子成為宣教士是件不可思議的事。當人聽到她的決定後，一般的反應都是「這是從來沒有的事」。

因此，她必須得到美國衛理公會（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的婦女海外宣教協會的支持，然而她對這個組織所知甚少。這個組織位在地球的另一邊，惟一的聯繫方式就是透過李納德女士（Isabella Leonard）。李納德女士是一位美國傳教士，也是啟發貝蘇菲獻身服事主的人物。她說在印度有「許多工作」，但不能保證宣教協會是否願意接受她成為會員。要尋求一個不熟悉的組織來支持自己，這個想法讓貝蘇菲猶豫不決。

她問自己：「上帝真的要我走這條不確定的道路嗎？我要勉強融入陌生人之中嗎？太荒謬了！」

不過，當想起自己曾答應要跟隨上帝的心意時，她就同意了。若上帝真要她走這條不確定的道路，那麼她當然願意順服！如今她身在印度等候上帝的引導，只能牢牢記住幾個月前上帝對她的鼓勵。在與友人的一番討論後，她深信上帝對她的決定給予了印證，又感到祂的同在。

貝蘇菲知道在印度或是上帝差派她去的任何地方，她的耐心、順服和信心都會受到考驗。所以她繼續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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